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John Dunn）从小随家人游历世界。他在二战之后的德国，伊朗革命前的德黑兰，独立后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和民权运动高涨时的美国都居住过，并深受这些国家变化的震动。他亲历了一个旧世界的分崩离析和新世界的来势汹汹。但他所认同的英国传统政治理念，让他不屈从于他年轻时代各种激进运动和理想国的诱惑，而对这些诱惑的拒绝，保证了英国数百年的和平与繁荣。

《周末画报》×约翰·邓恩
M=Modernweekly  J=John Montfort Dunn

M：能否说说您是如何进入当下的研究领域的？
J：我在剑桥学习的是历史，其中一部分研究是关于18世纪的英国、美国和法国的状况对洛克政治思想的影响。我选择这个课题，因为英国这种“驯服”的革命是如何产生和变化、又如何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行，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渐渐我对洛克本人越来越感兴趣，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我发现，人们对洛克总是有误解，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如何正确理解洛克的文本的。我确实思考了革命的产生、革命的形式和革命的后果等等，我写了一本关于革命的书，那是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革命也让我很兴奋，但我发现（兴奋时）我没在思考（笑）。热血沸腾是好的，思考也是好的，应该二者都有，而不是只有一个。

M：您何时意识到自己是个传统的英国社会民主党人？
J：在学校里，我和朋友们主要就两个话题进行争论：社会的重大改变是否是必要的？我认为改变是必要的。关于社会的改良方法，是否已有了真正的理解共识？我认为还没有这样的理解共识。那些宣称有这种理解的人，都是信奉某种流行理念的人，他们一不了解世界，二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命令别人。我的政治观念形成显然深受英国深厚传统影响。我在一个各方面都高度体制化的国家里长大，它有真正的代议制，推行了几个世纪。政治对我而言，就是这样一个渐进过程。自孩提时代，我的政治忠诚对象就没有改变过，但我改变了很多政治信念的核心。

M：您还对后殖民国家做过多年的研究。您认为一个国家要保持良性发展，有哪些特别重要的关键因素？
J：我对很多独立的后殖民国家很感兴趣，它们有很多特别的机会。我想看看这些国家在发生什么。于是在1968年，我就去了加纳。当时加纳刚刚建立了第一个军人政府（库玛）。我和另一位剑桥人类学家一起做研究，写了一本关于加纳殖民时期前后的书，讲述了殖民政府离开之后的第一次全国大选等等。军人政府极其无能，自私贪婪，毁掉了整个国家经济。后来有10年左右时间，我一直在关注后殖民国家，它们当中存在很多威胁：政治体制容易瓦解，人民总是轻易面临混乱和危险（比如利比亚和塞拉利昂）。我想，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偶然因素决定的。决定国家发展的，是长期的、相对稳定的压力，让国家从负面的偶发事件中缓解过来，继续发展。同样重要的是利用资源，发展人的能力。

M：移民会大大改变英国吗？
J：我认为不会，也许这是因为我老了。英国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如果移民和本地人的比例大幅度变化，英国的自信会受到摧毁，但目前这个趋势还不明显。移民问题对今日英国领袖提出更高的要求。

M：您曾在日本教学，您怎么看日本的民主体制？
J：日本并不十分信仰民主，只要生活继续改善，它就很满足于政党的领导。大部分日本民众与政府的政治行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似乎民众也期待政治家们能有不同的动作，但他们似乎也不是特别期待这会发生（笑）。（在政治上）日本民众目前似乎已经意志消沉，政治家们已经让日本人失望了20来年。也许让人们对政治更热情的方法就是足够的恼怒，但我不认为大多数日本人想跟政府和政治发生关系，他们很消极。

M：那么印度呢？它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虽然它有选举，却也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巨大的贫富差异，在表面看起来似乎与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
J：印度确实是某种民主制度，但它有不少糟糕的特点。它过去让我震惊的贫富差异，如今应该是更大了。这才会有了毛派运动和越来越多的乡村动乱，攻
击警察或袭击列车，这是愤怒的农民做出的反应。我印象中的印度是尼赫鲁的印度。当时的印度有传统社会民主党色彩，但今天有所不同。印度的当选政治家当中有犯罪记录的人数比例，在全球各国政治家群体中是最高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很民主的，它的选举是完全民主的，哪怕是在村落之中，并且政
治家必须真正通过竞选才能上台。印度的宪法进程也正在慢慢通过公共法律消除种姓制度和社会不平等。

M：英国今日还能为世界提供什么灵感？
J：英国经验最好的地方，要么就是很抽象的，要么就是很具体的。抽象的成功经验在于它世俗化的政治体制，把代议制深度体制化，把社会和平置于一切之上，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都做出了这些选择。具体的成功经验，比如（社会各部分的）互动经验，社会文化的传统等等。在英国，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大家都想要的，但又不能每个人都得到，那么大家就会排队依序等候。这在很多其他国家都不是特别受欢迎的方法。当然，如果做社会上第一个排队的人，是很蠢的，但是如果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只做当下最有利的选择，是灾难性的。这就需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点，然后大家坐下来制定一个规则，再遵循这
些规则。

『What's More』

约翰·邓恩：剑桥大学名誉教授，著名政治理论学者。著作主要是为现代政治理论提供历史视角，他对英国“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研究奠定了其早期名声。著作包括《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现代革命》、《重思现代政治理论》等。其中《非理性的诡诈》讨论了人类在知识和理性上的局限性如何限制了民主共和主义实现它所有的许诺。

『周末画报』采访/撰文 覃里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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