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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女权主义者和人权倡导者Gloria Steinem

以传奇女权主义者和人权倡导者GLORIA STEINEM为原型的舞台剧和电影即将上映,讲述了她精彩不凡的人生故事。

Gloria Steinem

《格洛丽亚:人生故事》将于10月18日在纽约达丽尔·罗斯剧院隆重上演。


Laura Brown:格洛丽亚!我觉得你还是和往常一样是个大忙人,没错吧?

Gloria Steinem:我一直都觉得年龄的真谛在于年纪越大,生活越是没那么复杂,对吗?或者说越简单。不,其实生活是逐步累加的(笑)。谁想得到呢?没人告诉过我。


LB :新舞台剧《格洛丽亚:人生故事》(Gloria: A Life)会让大家看到另一个你。我一直都很好奇看别人演描述你人生故事的舞台剧会是什么感受。

GS:我的好友,导演兼演员Kathy Najimy 大约在三年前跟我说:“你应该做一出女性单人舞台剧。”我回答说:“别开玩笑了。”简直没法儿想象!但她去见了Daryl Roth,Daryl 是个头脑聪颖、经验丰富的制片人,她答应了这个邀约。我们一起以研讨会的方式讨论了几天,我发现我没办法扮演自己。我的意思是说,直到过了40 岁我才能比较自在地进行公开演讲,因为我一生中一直都承担着两种身份,那就是舞者和作家。第一次尝试公开演讲时我去找了个演讲老师,她对我说:“你害怕演讲是很自然的;你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职业)就是因为你不想侃侃而谈。”她最后放弃了我这个学生。


LB :你在开玩笑吧!你当时已经40 岁了?

GS:是的。显然,当时(1974 年)要发表任何准确或严肃描述女权运动的文章都极其艰难,但我在《纽约杂志》上的专栏就是以女权运动为主题的,因此我收到了演讲邀请。于是我问我的好友Dorothy Pitman Hughes, 是否能陪我一起去,她运营着其中一个早期非性别歧视多种族儿童保育中心,拥有很强的统筹管理能力。于是我们就开始了演讲,但后来她怀孕生子,希望多在家陪伴孩子,于是Florynce Kennedy 和我一起(巡回演讲)了几年,接着换成了Margaret Sloan-Hunter。


LB :你上台前会怯场吗?

GS:会,具体的生理表现就是我会感到口干舌燥,好像每颗牙齿上都穿上了件安哥拉羊毛衫。但两个人一起演讲令人感到安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完全搞砸了,还有另一个人可以撑场。特别是Florynce Kennedy,我必须先出场,因为如果我在她之后出场,整场演讲就会显得虎头蛇尾。我们并没有“哦,如果是一个白人女性和一个黑人女性一起演讲效果会很好”这样的想法。只是自然形成了这样的组合,但这一点显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在南方。


LB:对,这是一种代表形式。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独立演讲的?

GS:其实我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具备独立演讲的能力。只是过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自己能独立完成演讲了。但我最喜欢的一直都是观众讨论,这部分也与舞台剧有关。《格洛丽亚》的第2 幕并非对剧情的回顾;而是一场围坐讨论。


LB :因为这是你多年来和他人的沟通方式。

GS:这始终行之有效。如果有人站起来发言的时间太长,其他人会说“请坐下”。这种讨论有它固有的机制。我对它充满信心,这也是我们原创的管理形式,数百年来,人类之所以围着篝火而坐是有原因的。不同的组织者会参与到围坐讨论之中。如果可能,我会在舞台上亲自担任组织者的角色。

Gloria Steinem

与女演员克里斯汀·拉蒂一同彩排


LB:看其他人饰演以你为原型的角色感觉如何?Christine Lahti 和Julianne Moore 将分别在《格洛丽亚》和Julie Taymor 执导的根据你的原著改编的新片《我的行进人生》(My Life on the Road)中扮演以你为原型的角色。这会让你感觉很奇怪吗?

GS:Christine 比我更活泼,所以我不清楚,但无论情况如何,我都相信她。我们都来自中西部,而且都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较晚才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她比我年轻,但大致还是相同的。


LB :你人生中是否有过“直觉”时刻?

GS:我没有嫁给我的未婚夫,我一直都有点反叛意识。我没有急着找份工作,而是去了印度。我是个独立的反叛者,但我希望其他人不要注意到。我觉得我必须先完成自己应有的使命,这样我才能生儿育女,引导他人的生命,因此我把婚姻这件事置后了。


LB :的确,你的想法类似于:“嘿,如果我去到另一个地方,没人会对我提出质疑。”

GS :我觉得自己无法融入这个体制,我的家人也不是墨守成规的人。我觉得他们都在默默地反叛,并希望其他人不会注意到。直到1969 年我在《纽约杂志》专栏中报道了一场关于堕胎的听证会,这一切才显山露水。纽约州法院组织了一场听证会,讨论纽约州是否应该通过堕胎法。他们邀请了14 位男性作为证人,却没有邀请一位女性。


LB :嗯……似乎缺了点什么。

GS:于是一群女性聚集到了一起,她们讨论了去非法地下诊所堕胎的个人经历。当时,三分之一的美国女性都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面临过堕胎问题,这个比例现在是四分之一。为什么堕胎是非法而危险的?为什么女性没有参与到立法讨论中去?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由女性讨论的女性切身议题中。


LB :无论从哪个实际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件事,它都不合逻辑。

GS:这也是个不错的起点,因为当你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重点在于控制生殖繁育。这也是父权制和男性主导社会体系的重点,也是种族制度的重点。所以如果女性没有子宫,那女性就不会受到这些迫害( 笑)。


LB :如今#MeToo、Time’s Up 等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你是否关注这些引起全美轰动的讨论?

GS: 我一直都关注这些讨论,因为它们事关女权问题。举个例子,“性骚扰”这个词最早是由纽约依色卡镇上的女性在1970 年代提出的,这些女性都做过暑期临时工。她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经历,并试图给她们的经历命名。于是我们在《女士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性骚扰的专题文章,并在其中添加了人偶插图。我们不希望文章太过耸动,于是在插图中用了一个男性人偶和一个女性人偶。即便如此,报摊还是撤下了我们的这期杂志。


LB :图中的人偶是什么动作?是一个人偶在摸另一个人偶的屁股吗?

GS:男性人偶站在女性人偶身后,两人都站在一张办公桌前,男性人偶的手正朝着女性人偶的胸部摸去,就是这样的场景。


LB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培养自身的毅力的?

GS:在我的专栏报道有关堕胎的听证会后,人们将我视为女性作家。《纽约杂志》的男同事们都十分友好,比如Jimmy Breslin、Tom Wolfe、Clay Felker,但他们都对我说: “Gloria,你可不能和这些疯女人掺和在一起,你好不容易才有了如今的地位。”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也是疯女人之一。


LB:人们总是希望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只有这样,当有人攻击你时,才会有同伴和你一起抵抗。

GS:这也是运动的目的——分享价值观,因同样的笑话而放声大笑。我们都各不相同,但我们有着共同的希望,我们的团体日益壮大。另一个优势在于我是自由职业者,我不在办公室工作,因此我不会终日受到困扰。我无需担心工资的问题,即便有所担忧,也能另寻一份自由职业。


LB :你能想象如果你当时能用Twitter 的话会怎么样吗?

GS:Twitter 的优点是能快速传播信息,但问题在于它也能快速传播诽谤。但无论如何这种信息的传播都是不完整的,因为虚拟世界中的人无法完全感同身受。


LB :能与和自己互补的人互动交流是有益的。你多久会给自己时间放松一下?

GS:这不是个双选题。人们可能需要睡12 小时,或是去拜访朋友或看场电影,但放松和不放松之间没有绝对的分割线。

Gloria Steinem

准备模式


LB :没错,尤其是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我觉得这是一场持久战。其中一些过去从未参与过的人也参与到了其中。你怎么看待这一点?

GS:我们都知道有些坏消息。因为总统选举团的特殊性,所以特朗普称不上是民主选举选出的总统。他的大众选票输了600 万票,他是通过媒体,而非通过政治党派上台的。而且他有着最严重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一点很危险。我们不能轻视他的执政权力以及国会无法与他抗衡所带来的危险性,虽然法院在这方面做得稍好一些。但他的作用是让我们从更高的角度了解到了美国这个国家在哪方面出了问题,这唤醒了我们。


LB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后差不多都会做出些承诺,是什么让你在这次感到如此乐观?

GS:主要是和你交流,还有旅行,见很多不同群体的人。我初次意识到有了真正的改变,是当特朗普发布了他的首条旅行禁令,而法院并未采取行动。在两小时内,就有上千人在每个国际机场前抗议。


LB :还有,我觉得这对年轻女性来说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时刻,因为她们不知道应该从何开始,如何参与。你会去寻找一些与你志同道合的女性吗?

GS:会,我觉得我们彼此需要,单打独斗总不长久。我对她们的建议是,不仅要力争上游努力做赋权女性,而且也要照顾彼此,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团结努力能取得哪些成果。


LB :政治领域的哪些女性让你感到钦佩?

GS:Maxine Waters 是一位善良、聪颖、勇敢的女性。我和她结识于1970 年代末,她当时就职于加州立法院,是女性基金董事会的成员。Cynthia Nixon 也对竞选产生了积极影响。


LB :你是否参与了任何中期选举的投票活动?

GS:我试图尽可能为选举尽自己的一份力,比如支持竞选乔治亚州州长的Stacey Abrams。她和她的团队找到了我,我出席了她的一场慈善拉票活动。我觉得她是位理想的候选人。她知道应该如何以符合我们自身体验的方式来描述问题,她的个人经历让她能更深入地了解民众,她经历了艰苦奋斗才进入了州立法院。对她而言,成败取决于亚特兰大之外的投票结果。除亚特兰大外,重点在于外部各郡。在其中一个黑人人口最多的贫困郡中,他们试图减少投票站的数量。


LB :我看到Lyft(来福车打车应用)正在为人们提供前往投票站的打车折扣优惠。

GS:是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最近让我感到担忧的一点是关于千禧世代女性的一项普查。她们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关心政治,但她们认为投票无关紧要。我理解美国政治体制给人的幻灭感,因为人们不信任我们的国家。但投票仍然是很好的发声机会,我们还没有尽最大的努力,但至少应该最基本的参与。


LB :作为女性,你认为Time’s Up 运动情况如何?

GS:井然有序。我参加的上一场会议是在加州举办的为期三天的会议。她们在不同行业展开活动,并在董事会女性人数方面制定了目标,也创立了法律辩护基金会。我觉得她们做得非常棒。参加她们的会议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她们面临着影视圈工作方式所特有的情况。聆听大家的发言让我意识到了女演员或许是唯一一个需要你争我夺以获得工作机会的女性群体。对她们而言,聚集到一起并支持彼此是件新鲜事,这让我深受感动。我觉得很多对此不解的男士并未完全了解女性的身体属于她们自己,这也是民主的基础。


LB :目前的女性斗争情况如何?与过往相比有何差异?

GS:差异在于这种意识如今成了主流。内在并无差别,因为基本的口号还是“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我们都生而为人;性别和种族都绝非合理的区隔因素。每个人都与众不同。这一点如今成了主流意识,这意味着女性获得了信赖。而且,问题不仅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父权制社会;也在于我们所具有的父权制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我们从小培养起来的一些已经内化的价值观。


LB :你如何看待那些自称女权主义者的年轻女性?如今的女权主义者和过去是否不同?

GS:是的,如今的女权主义者更加积极,人数更多。


LB :你对自己接下来的十年有何打算?

GS:我已经放弃了自己能控制事情发展态势的想法。我只需要继续坚持,因为作为作家,我还有三本想写的书。


LB :请务必继续写作!为了“疯女人们”。但最重要的是,你的腰带们怎么样了?

GS:我有满满一抽屉的腰带。在我看来,换腰带就等于换衣服,两者是相同的。


编辑/黑子 采访/LAURA BROWN 摄影/JENNIFER LIVINGSTON 设计/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