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客 · 良品杂志

『设计』当建筑遇上波普

Fri, 03 Jul 2009 06:23:21 +0000

       波普在建筑上的运用使得建筑摆脱以往单板乏味的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而与此同时，建筑本身也潜移默化地在改变波普的性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建筑在不断地发展，波普文化是否需要因为其在建筑上的运用而背负起与时俱进的责任确实还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波普建筑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世纪，科技的发展，传统神学与宗教的地位日渐衰弱。二战的爆发让人们对宣扬“仁慈、平等、博爱”的理性主义产生质疑。而二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社会形式向消费型的转变削弱了追求所谓“永恒”的意义。“享受瞬间快感”、“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被压制已久且被“主流正派人士”所不齿的大众通俗文化开始蠢蠢欲动。1956年，英国独立团体（Independent Group）举办了一场名为“这就是明天”的画展，波普艺术第一次正式走进大众视线。与此同时，统治建筑界长达30多年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地位开始动摇：其“反对只为少数达官权贵服务的精主义”的初衷却因为自身强烈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成为另一种形式的“精英主义”。而同时，现代主义建筑的风格日趋单一乏味使得城市面貌日益刻板单调。

       自70年代开始，波普建筑逐渐开始盛行。那个时代的人们丢弃了完美与高雅的幻想而转而对平庸，通俗化的美学的追求，因此波普建筑用简单的语言通俗的手法来表达大众的心声。1976年，在为Oberlin College设计主建筑时，文丘里在房子的某个角落悄悄安放了一根滑稽可爱的“爱奥尼克”式柱子。他屏弃传统的大理石材质，采用木材并简化柱头部位的精雕细琢使其看上去就像一对长着米老鼠耳朵的柱子。而查尔斯摩尔更是将这一建筑恶搞行径发扬光大。由其设计的位于美国新奥尔良市的意大利广场以古罗马广场为蓝本同时对传统的材料与结构进行疯狂地置换与改造。四方柱取代圆柱并被涂上各种鲜艳的颜色，柱头由光亮的不锈钢制成。原本严肃庄重的古罗马广场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迪斯科舞池。这个建筑项目成为70年代波普建筑的经典代表，鲜活、商业、通俗、鲜艳、拼贴……几乎所有的波普元素都能在该建筑中得以体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波普文化向建筑界的扩张渗透也使其自身慢慢走上主流的道路。原本作为“反官方”语言的波普文化也逐渐有意无意的成为了某种层面上的“官方代言人”。随着波普表现形式的多向性演化和其身份的多重转变，建筑师们也应景地各取所需。由Frank Gehry设计的美国Chiat广告公司总部大楼，其入口处的巨型望远镜造型代表了企业的身份并暗示了公司的高瞻远瞩。美国著名篮子生产公司longaberger总部大楼的鲜黄篮子造型更是“所建即所卖”建筑的典型案例。俄罗斯的“Shtrikh-Kod”，其外壳醒目的红色条形码设计体现了作为购物中心的职能。以上三个例子中，波普的象征含义形成了独特的建筑语言，它不是抽象地隐喻而是直白通俗地传递信息。明确的建筑表现方式使人立刻知晓其存在的意义。

       如今，越来越多的波普建筑开始与政治权力挂钩，或者说某些代表政治权力的建筑正散发着浓重的波普意味。它们通过巨大的建筑体量、夸张的尺度、怪异的造型传递出一种直白的权力语言与政治威严，与此同时，波普文化在经过政治权力的洗礼后得到“升华”。而其从“下里巴人”上升到“阳春白雪”的过程，似乎又预示着一种“变相”的“精英主义”建筑即将诞生。

      波普与建筑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结与融合，使得两者间表现形式与被表现对象的角色扮演亦在日益模糊。至于 “波普式建筑”最终是否会被“建筑式波普”所取代，我们最好还是保持缄默。

『新视线』编辑邱正  撰文邱正、冯果川  供图 makoto architect、Ra studija Studio、曾翰、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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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设计 , 建筑 , 波普 , 文化

『Stasi档案』柏林墙边的窃听风暴

Thu, 02 Jul 2009 10:16:12 +0000

      1961年某个清晨，经营柏林Niederschönhausen区一家面包房的Schmitt夫妇与往常一样下楼准备迎接当天的第一位客人，开门后发现街上空无一人，取而代之却是一道厚重的水泥墙。这道一夜之间筑起来的高墙对夫妻二人来说，意味着与对面街区的生意就此终结。他们哪知眼前的这道墙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还继续延绵了155公里，它便是昔日欧洲大陆上的“长城”——柏林墙。

       二战结束后，苏联管辖下的东德居民不断往西德迁移，当最高逃亡量达到一天4000多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11年后的东德将空无一人），恼羞成怒的东德当局决定筑起这座2米高的水泥墙来阻止居民逃亡。它的建立，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再次分裂。

       随着冷战的迅速升级，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冲突加剧迫使东西德的边界成为两大对垒阵营的前线和冷战的焦点。当时的柏林，乃至整个德国都到处充斥着紧张的空气，大量的间谍也随处隐没着。这时的东德已严阵以待，军方负责对付外部威胁；而于1950年2月成立的东德国家安全部，简称Stasi（史塔西）则应付内在威胁，不论威胁真实与否，他们不仅把矛头对准了潜在的冷战对手，同时也对准本国公民！该部门的主要宗旨是担当东德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任务，目的是挫败一切反对政权的人士与活动。Stasi虽然以苏联克格勃为师，但是前者不仅继承了盖世太保的传统与技术，还具有德国人独有的严谨态度，这都使它成为了世界历史上最顶尖、最具威慑力的秘密警察和情报机关。

       Stasi自成立之后迅速壮大，他们使1950年到1989年之间的东德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监控国家”。每天仅柏林地区的1600名电话监听员总共就要监听5000多通电话，任何特定的敏感用语都会被自动录音。除此之外，还有175000名位在东德境内的正式的通报合作者，另有2万名间谍在西德活动。28万名合作探员只是官方数据，由于许多资料已被销毁，真实的谍报人员数量可能将近50万人，当所有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探员加在一起时，监视者与被监视者得比例可达到惊人的1：6.5。

       在对外谍报工作中，他们的间谍人员渗透到了包括情报部门的所有西德要害部门，他们甚至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以及西德前总理勃兰特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东德政府的高层官员曾经一度对诗人、作家等文艺工作者深感兴趣，一旦任何带有批判色彩的内容被确定，等待他们的就是进一步的监控与封锁，很多被逼到绝境的人们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使得东德成为了当时自杀率第二的欧洲国家。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东德为了筹集情报机关的经费，开始向西德出售他们的犯人。西德以为他们花钱赎回的是犯人的自由，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东德竟将这些赎金从西方购置大量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来对付他们。数十年间，从这些监狱被赎走的“囚犯”共计33000名，并为东德当局换来了340亿德国马克的巨额收入。

        1989年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东德政权也土崩瓦解，监控活动全面停止。为了避免机密曝光以及保证Stasi人员不会在德国统一后遭到报复，Stasi下令销毁所有对他们不利的档案。当人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989年12月4日迅速组成了“公民委员会”以对抗Stasi的销毁行动，尽管已有大约5%的档案被毁。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后，一个旨在保护Stasi档案免于被破坏的新部门——保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联邦委员会成立，简称BStU。两年后，德国政府宣布Stasi档案为非机密文件并允许公民察看相关资料。被毁档案整理和修复工作于1995年展开。6年后，档案人员共收集了16000个麻布袋，大约3300百万页的档案。但若要将这些资料全部恢复，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完成，由于每年耗资达100万欧元，这项工作暂时停止。目前复原的档案共计18万份文档，100万张照片，9万个电影和磁带拷贝，包含大量秘闻、举报、隐私和证据。

       所有人如今都可以通过向BStU申请察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记录和档案，不计其数的人走进档案馆，秘密、疑惑与猜测由此揭开，随之而来的还有无穷的阴影与伤害。他们从厚重的纸张中得知导致自己被盘问或者入狱的一举一动是怎样被监控和记录的；有谁背叛过自己，材料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朋友、同事、配偶或者亲戚是如何有规律地配合Stasi并告发自己的。这些对人性和社会造成的创伤很多至今都尚未痊愈……

『新视线』策划 PENG&CHEN  撰文/编辑李明昊  摄影 Thomas Meyer、Daniel & Geo Fu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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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关注 , 东德 , stasi , 监控 , 柏林墙

『关注』白宫发言人与新闻界的较量

Wed, 01 Jul 2009 03:38:35 +0000

       在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的办公室橱柜里，挂着一件防弹背心，它是福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罗恩·内森留下的。它摆在那里提醒着这个办公室的每一位主人，他们将要面对来自媒体记者的“枪林弹雨”。在接受《周末画报》记者采访时，内森说他当年留下那件防弹衣原本只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后来竟然成为一个标志。

       出任福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之前，内森作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报道过越南战争，回国后他成为了一名常驻白宫记者。当记者时，他每天的使命是向总统或者总统的发言人提问。当福特总统原来的发言人宣布辞职，福特随即找到了他。两天后，内森便从台下发问的人，变成了站在讲台上回答问题的那个人。

饥饿狮群的饲养员

       从记者变成白宫新闻发言人，内森并不是第一人。白宫新闻发言人基本上是记者出身，从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白宫历届新闻发言人中有85%在媒体工作过。他们因此深谙和媒体打交道的方式，知道记者喜欢问什么问题，想得到什么答案。

       白宫发言人的正式职务是总统的新闻秘书，自从1929年胡佛总统任命第一位新闻秘书以来，先后已经有31人在这个位置上待过。白宫新闻秘书的办公室距离总统的椭圆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白宫发言人是白宫核心班底成员，行政级别仅次于内阁成员。这些人每天伴随在总统左右，被赋予列席白宫大小会议的权力。

       作为总统的发言人，他们每天的日程几乎都是相似的：在天刚亮甚至是未亮之前起床，读报、听广播或者看电视，为即将开始的一天工作热身。内森每天在前往白宫的路上就开始阅读报纸，他通常在白宫吃早饭，因为这样他可以和别的白宫工作人员讨论当天重要的事情。吃完早饭，他会和助手开会，商讨当天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为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做准备。为了确保得到第一手的信息，内森每天都要和总统进行交谈。在福特邀请内森出任他的发言人时，内森的要求是，每天都要有和总统交流的时间，要参加会议，聆听讨论，观察决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些是成为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的基本条件。

       目前大约有100位来自报社、通讯社、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常驻白宫。白宫发言人和这些记者之间的关系有些微妙，他们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对立。记者需要从发言人那里得到消息，发言人需要记者把消息传播出去；但记者永远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发言人则觉得他们难以对付。曾任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新闻发言人的马林·费茨沃特把驻白宫的记者描绘为“集结在白宫门口的饥饿狮子群”，而白宫发言人就是这群狮子赖以生存的“饲养员”。为了满足这些“饥饿狮子”的要求，白宫发言人一天要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直到终于有人对他们说“谢谢”，他们才能退回到办公室安全的角落。

一仆二主

       从内森上任的第一天起，他便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一套原则：讲真话，不撒谎，不掩盖，亲自公开坏消息，越早公开越好，加上自己的解释。这是他从多年记者生涯观察白宫所得。但内森坦言，坚持这些原则并不容易，他常常因此陷入两难境地。

       “当时越战还在进行，我知道一些信息，却不能说。因为如果我事先透露这些事情，新闻媒体的报道会危及美国士兵的生命和安全。”内森对记者表示。遇到这种情况，他坚持的原则是直接告诉对方此事现在不能说，而千万不可对记者撒谎。

       白宫新闻发言人面临的其实是一仆二主的处境。两个主人：一个是总统，他要求你忠心耿耿；一个是公众和媒体，他们要求你开诚布公。经过多年观察，白宫记者团资历最老的成员海伦·托马斯总结说：“优秀的新闻秘书都得准备两副面具，一副面具代表的声音来自白宫、总统、政权和联邦政府，其中的责任充满了危险的陷阱，说话时必须小心翼翼。另一副面具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我认为新闻秘书有责任保证美国人民每天都能得到真实的消息，并且有责任与那些阻挠人民获知政府行为真相的内部势力做斗争。”既要维护总统的形象，又要满足公众和记者的要求，白宫发言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伴随巨大压力而来的并不是诱人的薪水，白宫发言人每年的收入大概为17万美元。这个数字和他在福克斯电视台当主持人时拿的高薪相去甚远。吸引他的只是这份工作带来的巨大使命感。

迥异的各国政府发言人

       和美国白宫一样，英国唐宁街10号首相府也设立了发言人，一天举行两次新闻吹风会。和白宫发言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明星的现象不同，英国的首相发言人通常比较低调。当他们出现在唐宁街10号的新闻稿里，称谓也只是首相发言人，而不出现他们的姓名。因为这些发言人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履行告知信息的职责。

       不过布莱尔的发言人阿拉斯泰尔·坎贝尔却是一个例外。他在英国政坛以强势著称，和布莱尔关系非同一般，被人称为“真正的副首相”。坎贝尔一手塑造了唐宁街10号的对外新闻形象，首相府进进出出的重要文件都要经他之手。他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是“酷不列颠”运动，试图改变英国陈旧保守的国家形象，为这个国家重塑一个充满活力且多元化的形象。然而，坎贝尔最后也栽于自己的强势。2003年6月，英国媒体指责他是制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虚假情报的主使者。迫于各方压力，坎贝尔最终宣布辞职。

       和英美的情况不同，在日本，担任首相府发言人的是内阁官房长官。作为日本政府的第三号人物，他和首相朝夕相处，参与政府各项政策的决策过程，外界普遍认为他所传递的信息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内阁官房长官的收入也仅次于首相，年薪大约在3000万日元左右。

       除了通过新闻发言人，各国领导人还经常亲自出席发布会或者直接向记者透露消息。据统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他任职第一年一共回答记者提问332次，即使是有意疏远记者的小布什，他在就职的第一年也回答了211次记者提问。在日本，首相本人一天会在中午和晚上举行两次媒体见面会，虽然时间一般不超过3分钟，但每天和记者见面已成惯例。

『周末画报』采访/撰文：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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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关注 , 白宫发言人 , 媒体

『Bob Dylan』美国民谣之父传奇50年

Tue, 30 Jun 2009 05:20:47 +0000

       鲍勃·迪伦（Bob Dylan）最新发行的第33张专辑《Together Through Life》让他登上英国专辑榜榜首，但我们注意到，今年他已经68岁，距他发布第一首录音作品已有50个年头。显然，这位迄今在全球总计卖出一亿多张唱片的老头，还依然握住整个流行音乐的根脉，堪称一位真正的“活着的传奇”。

       然而，他绝对会拒绝这样的标签，甚至拒绝所有的标签，譬如什么“抗议歌手”、“时代良心的声音”、“民谣诗人”、“民谣摇滚之父”等等。他只接受一个称谓——“音乐冒险家”。是的，从1961年出道至今，他就“像一块滚石”（他最出名的歌曲之一）一样，坚硬，满身棱角，永不停驻地滚动，向着远处那个叫作自我的方向冒险奔突……

民谣·偶像·家

       美国地图都未必能找到明尼苏达的小城镇西槟，但迪伦就是出生在这个到处是铁矿区、多少有点荒芜和封闭的小地方。而1941年，这个二战在欧洲打得正如火如荼的时间点，或许就在迪伦生命的始发处上，赋予了他一种一生的基调——永远交替于新旧世界之间。

       他上学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空袭警报响起时要躲到书桌底下，因为苏联人会用炸弹甚至核弹攻击他们。“我周围有很多人把这种威胁传染给你，很容易你就成了奇怪幻想的受害者。”而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并没有给予迪伦太多东西。只是迪伦在10岁的时候，找到了父亲的一把木吉他。一天，迪伦打开唱机，上面刚好放着一张乡村音乐唱片，他只记得那音乐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就好像自己生错在什么地方似的”。

       于是，他在高中上了第二天课就开始逃离，他尽可能地远离原来的环境。他晚上练习吉他，早上睡觉，根本就没有时间上学。他甚至完全坠入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文字氛围，他只对疯狂的人感兴趣。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些民谣歌曲，他感觉这歌曲正好唱出了自己的感受，对生活，对人群，对习俗和思想体系的观感。于是，他像一块海绵那样揣摩民谣的任何东西。他在其中发现了一位叫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的民谣歌手。“他是天才，他的歌曲有惊人的观点，你可以从他的歌曲中知道如何生活……这就是我想唱的歌，我要那样唱。”这一发现其实对迪伦非常重要，因为他找到了一位可以称之为一生的偶像。后来他发现偶像还活着，只不过是在一个医院里。于是，他背着吉他和行李，口袋大概有十块钱，就搭上了一辆开往东岸的便车，离开了那个他今后“几乎遗忘了的矿区，几乎想也没想起的成长地方”。显然，他决心今后以民谣为“家”了。

改名·漆黑·诗

       1961年，迪伦独自到了纽约，来到了格林尼治村。不同种族和艺术领域的波希米亚人，都在这里找到艺术的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脱掉衣服，你可以卸掉家的枷锁，彻底挣脱传统的束缚。”20岁的迪伦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名字从“罗伯特·艾伦”改成了“鲍勃·迪伦”。

       一开始，迪伦来到一个叫做“民谣中心”的小酒吧谋生，他总是戴着那顶黑色的小帽子，甚至还有牙齿矫正器，脖子上则是口琴架子，也总是微微皱着眉头，目光前视或低视地吟唱着伍迪·格斯里的歌曲。那里被统称为“竹篮馆”，因为每次唱完总会有一只竹篮子在传递，听众投入一些零钱，这就是迪伦的收入了。很快，他就去到了著名的“煤气灯”酒吧演出，那里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包括艾伦·金斯堡等都会在当中聚集，那里几乎成了各种文艺思想激荡的风暴中心。不过，虽然迪伦竭尽所能地演出，但还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翻唱伍迪歌曲的毛头小子。

       “你打开一扇门，里面是间漆黑的房间，你以为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但你走进去之后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迪伦显然陷入了一种打击自信的黑暗中。然而，他在某个他寄居的家中找到了一个光源：“我走进了一间房间，这里没有窗，只有一扇漆的门——简直就是从地板到房顶都是书籍的黑暗大洞穴。我拧开灯，这地方强有力地把文学呈现在你眼前，让你目瞪口呆。”

       那里有果戈里、巴尔扎克和雨果，那里还有他最喜欢且读得最多的拜伦、雪莱和爱伦·坡，他甚至背下了爱伦·坡的诗歌《钟》，并在吉他上拨弄着给它配了曲。他发现，民谣歌手能把歌唱成一整本书，但只用了几段就做到了，但这就需要他不断走进那间黑暗但又光明的文学房间了。他开始阅读越来越长的诗，看自己是否能在读的时候记住什么。“我就是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开始往脑子里塞进各种深刻的诗歌，这就好像我拉着一辆空车走了很久，现在开始往里面填东西，就必须用更大的力气去拉它。我感觉我正在从落后的牧场走出来了。”而迪伦创作的话题性民谣，终于等到了人们的注意。

抗议·插电·谜

       就在1963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华盛顿大游行上，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数以万计的游行者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我有一个梦想”。当时，迪伦其实就站在金博士的后面。之后，他更加与“民谣女皇”琼·拜亚合唱了《Only A Pawn In Their Game》与《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这两首民谣。当即，这就被视为金博士演讲的民谣版本，他也被人们当成了民权运动的乐坛代言人。但迪伦却不以为然，他后来回忆道：“金博士当时的话，虽然对我来说可能影响至今，但我对当时的记忆，只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

      不过，他确实从这次游行演出中一夜成名了。这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自由驰骋》，不但广受欢迎，《答案在风中飘》（Blowing in The Wind），以及《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等歌曲都成为了被反复传唱的“抗议歌曲”，甚至他的《大雨将至》被认为是“古巴导弹危机的隐喻”，他只能到处解释道：“大雨就是很大的雨，并不是什么原子弹。”不过，迪伦那种诗歌般的歌词，那些充满象征的意蕴，却仿如集束炸弹般地击中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瞬间引发出无穷的能量和魅力。他逐渐发现自己开始变成了一种大众偶像，甚至是“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了。然而，他却感到自己被某种东西绑架了，他开始对这些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命名恼怒了。

       在一个由国家紧急民权委员会举办的颁奖仪式上，本来该接受奖项的迪伦却满身酒气，他突然站起来说：“我不分黑白，我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左翼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大家在听到这番话后都无比惊讶，也引发了更大的愤怒，因为大家原本对他的所有主观性解读和命名，都被迪伦毫不客气地统统打碎了。

       就这样，迪伦继续在被人定义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大红大紫着。而在1965年7月那场民谣音乐节中，迪伦再一次对先前那个人们口中的“迪伦”作出了惊人的否定。当时，迪伦第一次在舞台表演中使用电吉他演奏《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但在观众的掌声和嘘声中，他仅仅演唱了3首，就被愤怒的观众赶下了台。但是，这次表演却被认为是民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代表着即使是对迪伦这样的继承传统的音乐家来说，民谣也无法满足其需求，这更是完成了迪伦从民谣向电声摇滚的一种转型。几十年后这首歌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但当时，迪伦却因为这首歌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落荒而逃的懦夫”，在音乐上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了。

       但这一年迪伦却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摇滚专辑《重访61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并大受欢迎。与此同时，迪伦结交了一大批“垮掉派”诗人，并开始吸毒。他写的歌词逐渐变得不知所云，充满了晦涩的意象和场景。极度消瘦、神经质、烟不离手、精力旺盛……便是他这一时期的形象。

       1966年7月，迪伦的那辆胜利牌500cc摩托车把他摔了出去。从此，他彻底从公众的视野中谜一样地消失了。

逃离·皈依·我

       1968年的世界却充满了热血的味道。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爆发了五月革命，马丁·路德·金遇刺引发一场席卷全美的大暴乱……迪伦仿佛缺席了这一切，但又在同一年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归来。他的《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出版了，一个星期内就卖掉了25万张。唱片封面一反当时摇滚唱片的常态：迪伦穿着一件黑夹克，头戴毡帽，缩着肩膀，和3个陌生人站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仿佛没有任何象征的意味。而那些早已习惯了在歌词中寻找含义的歌迷们，却发现这一次迪伦不再表演辞藻，而是讲起了故事。

       迪伦对这张唱片的评价是：“这是一张关于恐惧的唱片，用恐惧的心态来谈论魔鬼。”他还说，自己做出了“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张宗教摇滚唱片”。那时的迪伦完全被宗教迷住了。据说，他在伍德斯托克家中的显眼位置始终放着一本摊开的大字版《圣经》。他每天都要读它，从中寻求某些答案。

       魔幻的上世纪60年代终于过去，一切都归于平静或土崩瓦解，迪伦也彻底摆脱了全世界“梦想提供商”的角色。他开始了这接下来30年间的一次次音乐冒险之旅，从爵士到乡村又到民谣再到蓝调或其它，他始终没有一次是愿意重复此前的自己。

       他在2004年出版的唯一一本回忆录中道出了这种永远“我不在场”的真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不属于任何人。但最大的麻烦是媒体总把我当成话筒、发言人，甚至是一代人的良心。这太可笑了。我所做过的就是唱歌，这些歌直截了当，表现了巨大的崭新现实。据说替整整一代人发出了声音，但我和这代人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更谈不上了解他们，并大声地表达过任何人的观点。我的命运就是随遇而安，这与代表任何一种文化毫不相干。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是的，他一如既往地皈依于那个叫做“自我”的宗教，所以他从来没有准备代表什么，也最终没有成为切·格瓦拉式的圣斗士。然而，却在无意间包含了某种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了。

『周末画报』撰文胡伟东、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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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人物 , 鲍勃·迪伦 , 音乐

『招募』免费试用：体验3G生活赢HP mini大奖

Tue, 30 Jun 2009 03:26:4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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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线』重塑雕像的权利

Mon, 29 Jun 2009 02:30:17 +0000

       2003年4月9日，全世界各国电视台聚焦巴格达，美军用坦克拉倒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政权的结束，也是一种对占领区民众强烈的心理震慑。电影《南京！南京！》在开场不久也出现了相似度极高的一幕，时间回到1937年，地点换成了南京，而被拉倒的是孙中山的雕像。是历史的惊人相似？还是戏剧的演绎？

       史学家们的论证否定了这段情节的真实性。1937年南京只有一尊孙中山雕像，它未曾遭受过此般劫难，而且它竟然是日本制造。在这背后有一段鲜少被人提及的历史。据记载，南京曾先后安放过两尊孙中山铜像，一尊为1925年日本友人捐赠，另一尊则是由我国著名雕塑家戴广文在1996年制作完成的。为了方便区分，我们暂且将1925年的那尊称为铜像A，后一尊称为铜像B。

       铜像A由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出资铸造，他是孙中山多年好友，并一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梅屋庄吉不惜变卖家产铸造了这尊铜像以寄托哀思，并于1929年3月亲自送至南京。铜像由日本著名的“筱原金作工场”计划，雕塑家牧田祥哉制作，共铸造了四尊。南京这尊在1929年至1942年间被安放在黄埔路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内，其余三尊分别安放于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和澳门国父纪念馆。1942年至1985年，由于种种原因，铜像A先后被转移了四次，从新街口广场到中山陵。1985年至今，安放在中山陵藏经楼前的石阶上供民众瞻仰。

       铜像A高约2.9米，以孙先生演讲“三民主义”的姿态为原型，身穿大衣，右手向前伸展，作演讲状。其神态、高度皆不同于1996年的那一尊铜像B。

       如果你是位细心的观众，可能早就发现了电影《南京！南京！》中“穿帮”的雕像造型——身着西装大衣、马甲领带，右手执手杖，这和雕塑家戴广文制作的铜像B的形象几乎一致。然而这尊高5.75米的孙中山铜像，是在1996年才竖立在南京新街口广场上的，怎会跨越59年出现在1937年呢？而今因为地铁施工的缘故，铜像至今被存放在浦口老山，未经批准市民不能随意瞻仰参观。

       其实所谓重述雕像的权利，不过是借由电影来说说铜像背后真实的故事。时至今日，南京人民还在呼吁，希望将孙中山铜像迁回城内。关于迁回哪一尊，安放在何处的讨论仍在继续。

『新视线』撰文 Danniel  特别感谢：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在部分史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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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态度决定影响力

Sat, 27 Jun 2009 05:11:18 +0000

       我们生活在充满社会影响的世界里：要求你做某种事情的人，强迫你做某种事情的因素，要你买东西的广告，告诉你到哪儿去和什么时候去的标志。简单来说，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影响的产物。因此，那些知道如何对别人产生影响的人相对于其他人，更能够从社会中受益——成功的交流者往往会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聪明的广告往往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正是这样一本阐述关于社会影响的社会心理学的经典著作，是津巴多教授继畅销书《心理学与生活》之后的又一睿智与深邃之作。本书系统地总结了心理学在态度形成和改变方面的研究理论和实践，从而帮助读者理解你是如何影响他人，反过来又是如何被他人和其他系统性力量所影响的。本书包括了社会影响的所有内容：说服，依从，从众，认知不协调和自我归因，条件反射，社会学习，态度与行为的关系，态度的卷入，偏见，非言语交流，甚至阈下影响。

       信息的来源很多，以至于我们很难清楚地分辨哪些是有益而哪些有害。有些是很容易识别的，例如明目张胆的商品广告。但有些却以其它面目出现，如隐性广告，像电影中一闪而过的商品镜头、公众人物们身上的服饰等等。而更难分辨的是官方的新闻、似是而非的科学报告等等。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尽管我们不可能拥有全部知识来分辨所有信息的真伪，但如果能够了解一些专业知识，以便可以理智看待这些信息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这将是非常有益的。这本《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就是讲解这方面内容的入门书，相信对于读过的人来说都会有很大帮助。

       有趣的是，在这本《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中还提到一些对抗影响的方法，例如鼓励坚持立场，掌握（知识）常识，练习反驳以及预先警告等等。虽然这些方法对每个人的效果不同，但了解后多少都会有些帮助。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美]菲利普·津巴多  迈克尔·利佩著

『周末画报』撰文邵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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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阅读 , 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 , 社会心理学

『关注』“苏珊大妈神话”的深度剖析

Fri, 26 Jun 2009 05:51:43 +0000

       来自苏格兰的一名乡村大妈苏珊，在英国ITV电视台的《英国达人》第一轮比赛中亮相。这位年龄有点大、长相有点糟、打扮有点老土的选手一亮开歌喉，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为什么她的比赛视频点击率能十倍于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为什么她几乎让英国赌博公司的庄家损失数百万英镑？实际上，她俨如金融风暴之下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超级标本，残忍地剖开，那将是什么？

       苏珊·波伊尔（Susan Boyle）红了。在短短的7天内，她第一轮比赛的视频在YouTube上点击率就达到3000万次，留言有16万条；她不知道，好莱坞明星黛米·摩尔加入了她的“粉丝”阵营，将主演根据她生平改编的电影；她也不知道索尼唱片公司将给她送上一纸唱片合约，她的收入将高达八百多万英镑。然而，苏珊最终得到的却是亚军，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她住进了医院，布朗首相打来了慰问电话，奥巴马第二次发出了到白宫表演的邀请……于是，谁都想知道这个“反潮流神话”究竟是什么。

选秀标准颠覆者

       当今社会，大众流行文化充斥着外形包装，即使一个人拥有不凡的实力，但若想成名，还是少不了一番包装才可以“推出市场”。很多人看到其貌不扬的苏珊，都先入为主地认为她的唱功大概与鸭子的“嘎嘎叫”差不多，而正是观众这样低的期望值和苏珊所展示的高超的演唱水平，给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可以说，苏珊毫无矫饰的艺术力量重新定义了这一衡量标准，她蹿红的最直观原因就是由于她挑战了人们“以貌取人”的思想观念。

       苏珊是难产儿，出生时由于缺氧，导致后来学习困难，加上其貌不扬，同学常嘲笑她为“没脑子的苏珊”。上世纪90年代，苏珊还曾经参加过数次电视选秀比赛《My Kind of People》，但都没有通过试镜的一关。虽然屡战屡败，但她并没有因为世人对其样貌的嘲笑而改变自己。这一回，苏珊在《英国达人》彻底征服了观众、征服了评委，还让素以眼光挑剔的著名评委西蒙·克威尔（Simon Cowell）刮目相看，媒体称她为“让西蒙·克威尔闭嘴的英雄”。

       从《My Kind of People》到《英国达人》，苏珊其人并没有改变，结果却大相径庭。不得不承认，观众的接受程度也大大地改变了。这与近年来英国真人秀、选秀节目层出不无无关联。以往公众热衷于看明星，现在却看厌了美女俊男，这也就为苏珊登上大雅之堂做了有效的大众心理铺垫。

       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常常能见到主人公因为受到嘲弄或羞辱，但最后却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但在真人秀的电视节目中，这样的主题还是第一次出现，因此得以开创出一个如此具有震撼力和持续力的效果。就是这样一位不懂得打扮、不懂得矫情的淳朴“大妈”占据着俊男靓女的舞台，颠覆了以貌取人的大众娱乐文化。

大众梦想代言人

       苏珊曾就读过爱丁堡表演学院，还参加过爱丁堡文化节Edinburgh Fringe的演出，但是大多数时间，她对歌唱的热爱仅仅局限于在家乡教堂的唱诗班唱歌、在村子里酒吧的卡拉OK一展歌喉。1999年，苏珊用尽几乎所有的积蓄，找了一家专业的录音公司为自己灌制了一张试音专辑，并将这张专辑送到各唱片公司、电台选秀比赛和电视台，希望获得伯乐的垂青，但是始终无果。

      曾有人鼓励苏珊参加《X Factor》的选秀，但苏珊认为《X Factor》过于注重外表。2007年《英国达人》第一次开播，同样是其貌不扬的36岁手机推销员保罗·帕特斯（Paul Potts）一举成名，这极大地激励了苏珊。她的母亲总是鼓励她应该去试一试，并相信她有实力能够夺得冠军。去年，苏珊的母亲离开了人世，这促使苏珊在8月的时候毅然报名参加今年的《英国达人》，而她在比赛中的演唱是她母亲去世以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开歌喉。她无视扑面而来的鄙夷、嘲笑和怀疑，引吭高歌《我曾有梦》，赢得了全世界的掌声和眼泪，也终于实现了母亲的心愿。苏珊表示：“在《英国达人》之前，我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但母亲曾对我说，如果你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你终究是会成功的。”

       苏珊之所以能在公众心目中引起如此的共鸣，是因为也是普通人、是有瑕疵的、也有感情脆弱的一面。苏珊曾经屡受打击，但她仍然对自己的梦想不懈追求，她所演唱的《我曾有梦》里的句句歌词无一不是她亲身经历的真实写照。很多人被苏珊打动，其实是被梦想的力量再一次触动了心灵。苏珊的偶像音乐剧演唱演员伊莲·佩吉在观看了她的比赛之后，动情地称赞她是“所有追求自己梦想的人的榜样”，并表示希望和她同台演唱。

媒体炒作的新产品

       《英国达人》这个电视制作组非常充分地利用了最简单但又最奏效的戏剧原则，在苏珊大妈身上制造出一系列的感觉冲突和情感落差，淋漓尽致地利用了观众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实属一次完美真人秀设计。

     首先，他们在苏珊大妈的标签上，写上了“从小反应迟钝、没有工作、没结过婚、甚至没接过吻、现在高龄47岁”等悲情身世，再配合上其貌不扬甚至是水桶腰的雷人造型，使得普通观众一下子便从苏珊这个人物上获得很大的心理优势。然后，当所有人的欣赏期待放置最低之时，却让苏珊大妈唱出了最专业、最经典的歌剧片断，制造出了剧烈的视听感觉冲突，也使观众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心满意足、感动流涕了。

       而在英国这样一个岛国，媒体素来有一哄而上地炒作的传统，更以善于挖掘“边角料”著称。很多人应该还对数月前真人秀节目《Big Brother》中成名的杰德·古迪身患癌症最后在媒体的聚光灯下离开人世的情形记忆犹新。苏珊的出现，让英国媒体有了新的目标，不管大报小报、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聚光灯都不约而同地打到了苏珊的身上。

       在互联网时代，大众的媒体消费习惯都以短、平、快为特征，而众多关于苏珊的视频都不长，但却富于戏剧性的感情变化，因此十分“对口”。这一切都让苏珊不仅红遍英国，还声名远扬至世界各个角落。据统计，该视频的点击率迅速超过1亿次（奥巴马的就职演讲视频点击率仅有1800多万），也远远超过《英国达人》节目本身的收视率。

       不夸张地说，媒体“既可载舟，亦可覆舟”。《英国达人》刚刚落下帷幕，就传来了苏珊因为不堪精神压力的重负而需要入院治疗的消息。媒体的兴趣似乎顿时从苏珊所创造的神话转移到了她的星途是否会就此终结的讨论上。是像“前辈”保罗·帕特斯那样只能红一个夏天，还是像莱昂娜·刘易斯那样红过大西洋？苏珊大妈的人气能维持多久？谁都难有答案了。

『周末画报』撰文邱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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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关注 , 苏珊大妈 , 选秀 , 媒体

『时尚』公文包秘事

Thu, 25 Jun 2009 03:43:25 +0000

       电影《革命之路》里有一段场景，着装相似的男士们人手一只公文包齐刷刷地走出火车站，进入办公大楼。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是世界男装走向的定格。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邮差包（Message Bag）和挎包（Tote Bag）成为年轻人的宠儿，又有多少人会特意选择一只分量十足的公文包？

       电影的一大功能就是帮助人回忆，导演与道具师们精挑细选的某样物件总能在人的脑海里激起一片浪花，比如《行动目标希特勒》中Tom Cruise用来放炸弹的公文包，肌理纹路的皮革，厚重的质感……瞬间，画面无限扩张；《美丽心灵》中Russell Crowe饰演的数学家抱着公文包，若有所思近乎抓狂的漫步；《楚门的世界》中身为保险经纪人，拿着公文包左顾右盼的Jim Carrey；《魔鬼代言人》中初来乍到纽约，自信满满地提着公文包的小律师Keanu Reeves；还有《断头谷》中用来装Johnny Depp无数诡异小发明的公文皮包。悉数下来，不禁发现，电影中的那些公文包在做道具的同时，还起着一些微妙的作用，即装载着一些秘密、故事、见不得人、只能埋葬于深处的东西。这时候，猛抽回现实之中，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

       公文包在英文中为“briefcase”，顾名思义，简小的箱子。相传最早为律师所用，里面装着陈述案件的文件，因此还有“briefing”的意思。如果追溯历史，皮包的雏形见于18世纪的英国，当时人们为了保证纸张的平整，用铁片做成夹页，但分量过重不便携带，马鞍工匠突发奇想，取马鞍之皮革替代（这也是皮革精装书的由来）。到了19世纪，这种由布袋及铁皮书夹演变而来的皮质公文包已经广泛流行，翻阅1860年描绘的林肯立宪的历史手绘图稿，男士们手中的拎包，竟有鳄鱼皮革，蛙口包式样，与现在一些摩登的女士包袋相比，丝毫不逊色。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1920年，随着法国时装产业以及意大利皮革工业的发展，属于当代的公文包孕育而生，它的设计非常具有功能性，分为三层，一层用来放置文件纸张，一层用来放置替换的衬衫，最后一层放置食物，实际上就是缩小版的行李箱，因此偶尔能看到有些人的公文包里还插了一根法棍面包。二战期间，德国军官们的公文包与他们的服装一样挺括。同时期的欧洲校园，学生们的书包多为手提式公文包款式。20世纪50年代，战后经济复苏，男士们出门工作养家糊口，就是文中开头提到的《革命之路》的场景。

       公文包按照容量一般分为三种：单层、双层及三层。其分量也逐一递增。外观上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选用的皮革材质，一般小牛皮的较为柔软，线条刚劲的公文包则多数选用成年牛皮，矜贵的则选用鳄鱼皮，但随着环保概念深入人心，品牌的皮革主要购买于人工饲养的工厂。在细节方面，皮革拼接处作为主要装饰，锁扣的款式繁多，但打开方式基本一致。

公文包须知：

·请穿着正装来拎公文包，如风衣、西服套装和皮鞋，忌与休闲装搭配；

·为了保持公文包的廓形，过季存放时要往里塞入纸团或棉布，起到“撑”的效果；

·公文包材质取自动物皮毛，含蛋白质，存放时最好套一个包袋与其他皮革产品隔开，以免发生出乎意料的化学反应；

·切勿把公文包放入塑料袋内，这样皮革就无法“呼吸”，如同优质的西服面料，它们需要“休息”；

·置放于阴凉通风处，禁止暴晒；

·公文包从来就不是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优质皮革的公文包自身有很大重量，所以请谨慎使用；

·如今多数公文包的皮革具有防水功能，放置大把钞票十分安全；

『新视线』撰文小威  静物摄影王华  资料整理 M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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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时尚 , 公文包 , 男士

『设计』Blue House：面向蔚蓝

Wed, 24 Jun 2009 04:04:13 +0000

       加拿大魁北克东部的马格达伦群岛（Magdalen），五颜六色的农舍拼出一幅美妙的建筑版图，静静的海湾抚慰着城市人疲惫的心。两个厌倦了城市生活的蒙特利尔人在这里建起一座别墅，面向大海，继续生活。当Yves Bériault和Diane Decoste决定修建他们自己的家时，他们想要的是一处“既秉承当地传统，又融合现代风格”的居所。

       乘坐小型飞机从蒙特利尔一路颠簸，降落在常年大风、树木植被稀少的Havre-Aux-Maisons，马格达伦群岛的六个附属岛之一。圣劳伦斯海湾延绵不绝的沙丘和红色细石铺满脚下，这个小岛成了魁北克人的夏日度假胜地。马格达伦群岛上的房屋没有沉闷的色泽，而是披上了“不规矩”的洋红、淡黄甚至是黑色的外衣，形成独特醒目的风格。这些出挑的彩色房子是出于渔民靠海为生的需要，渔民将房屋刷成和渔船一样的颜色，出海时，他们的家就成了岸上的参照物。

       Yves和Diane拥有的1690平方英尺的别墅被粉刷成夺目的蓝色，演绎出新的海岛式明艳色彩。Yves说：“我们想要一所充满活力的房子，一所壮观的但不粗糙的房子。起先我更加倾向保守的红色或黄色。”最终，女主人Diane和蒙特利尔YH2设计室的建筑师Marie-Claude Hamelin一同选择了蓝色，这是天空的颜色，也是海的颜色，是Hamelin口中的“孩子的粉笔涂鸦”。岛上的建筑保有一份纯真天然，蓝色召唤起那份纯稚的能量。

       这栋房子始建于1915年，最初是一间校舍。当Yves夫妇买下它的时候，它有着黄色的外墙、金属包层，和岛上的建筑格格不入。“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原始结构有多么好，直到我们开始翻新。”Hamelin说。凿开隔断的“假天花板”，高挑的拱形顶部空间显山露水，建筑师欣喜地将其保留。建筑师设法保留了原木内部，从而整体不需要多大改动，只需要粉饰一新。Yves夫妇于是拥有了一间开放式起居室及厨房、一间小巧的阁楼办公室和层高35英尺的华丽拱顶。

       Hamelin和YH2的伙伴Loukas Yiacouvakis从海边度假木屋获得启发，设计出舒适的内部空间而不是传统的冰窖。他们扩充了储藏室的面积，改造为一间主卧室，下层附带有卫生间。卫生间内有一个大浴缸，一侧宽阔的区域随意丢放着书籍杂志。玻璃滑动门通向二楼，透过玻璃可以欣赏到不远处的小山坡上，芳草萋萋，溪涧蜿蜒而下，一艘艘渔船取道于此入海。

       这处私密空间通过一条走廊与主屋相连——橙色的走廊好似一节脱轨的车厢，斜躺在两间建筑之间。走廊两头的大门保留了彼此间的独立性。走廊采用原色的雪松木，不单是为了和蓝色的小屋形成鲜明对比，更体现了利用全天然材质的环保理念。“我们希望主人来到这儿时，就好像是来到海边的度假小屋。”设计师如是说。

       最大的创意当数地下室。主人将原本逼仄下沉的区域重新规划为一套带有两间小卧室和中等大小厅堂的客房，甚至还有一个迷你厨房，装点以简单小巧的宜家家居。男主人最得意的设计当数客厅中一块大黑板，保留了这所前学堂的风味。“一旦你融入了这座岛，”Ives说，“你就不会去挑一本家居杂志然后照着拷贝。而是会沉下心来感受周围的风土人情，尊重并热爱它应有的样子。”

『新视线』编辑钱小璐、王灵  编译泽兰  摄影 Matthew Mont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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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 - 设计 , 私人住宅 ,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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