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38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彭韬的《流离》、赵烨的《扎赉诺尔》、王笠人的《刺青》、张元的《达达》等10部中国独立影片入选。虽未能摘得“金老虎”的光环，但中国当代的“独立”气势似乎愈演愈烈，一切方兴未艾。舒浩仑说：如果广州的独立电影人坐满一桌，上海就是两桌，北京则能坐满整个餐厅。

       倘若把中国独立电影人的团队比作一个连，连长的位置或许非张献民莫属。这位北京电影学院的人民教师，把“为人民服务”的箭头直接投向民间独立影像。国际影展的评委、国内各类大小电影节的选片人、独立策展人、独立制片人、客串演员，现在还多了“拉动赞助”的跑腿身份，张献民俨然是“地下电影教父”，不过每每提起，他都义正辞严地否决此称谓。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中国独立电影相对适宜存活的城市，他认为状态各异：北京人多，各种倾向自然丰富；上海前几年海归数量递增，高校原创和纪录片势力不断扩大；广州则跟前几年有所不同，民间创作的气势，开始转向校园。

北京：一锅“杂碎”的天空

       曾凭借处女作《草芥》获得“第36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哈尔伯特基金赞助的王笠人，此次再以《刺青》入选“鹿特丹”。电话聊起近况的时候，王笠人正在厦门洽谈第三部作品《草台班子》的合作，这部筹备多年的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福建莆田地方戏班各地流浪演出、生活的故事。“这些戏曲承袭了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忠孝仁义通过剧目流传至普通人的心里。”对于一个讲究“寓言式”效果的电影人来说，故事影射的社会忧患意识成为主旨，此次亦不例外。

       像许多独立电影人一样，面对资金匮乏的境遇，王笠人是选择妥协削减艺术效果，还是据理力争预期的质量？“尽力而为吧。很多时候不只是钱，还有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在拍摄《刺青》过程中，因为原定的场地出现问题，不得不转战他处，使得花了几万元前期看景的工夫化为泡影。由于后期经费不足，一些在海里拍摄的镜头被迫取消，50天的拍摄计划也缩短了1/2。即便临时“抢救”，《刺青》在王笠人心里也勉强维持70分的成绩。

       尽管困难重重，选择留在北京，并誓要将独立电影进行到底的王笠人还是幸运的。至少北京作为全国生态资源最庞杂的城市，无论从师资力量、原创实力、后期制作及多个民间展映、交流活动等密集程度看，梦想与实力并进，成就现实的潜质甚大。当然，人才济济的起跑线上，大部分的好导演依旧潜伏地下。

上海：乐此不疲的“洋” 做派

       在百度上搜索舒浩仑的名字，出现的大部分新闻多与他的纪录片《乡愁》有关。媒体的大肆报道，似乎也说出上海民众对石库门逐渐被商业住房吞噬的担忧与愤慨。而他在《乡愁》中运用的“摆拍”、“搬演”等手法也引起圈内人对什么才是纪录片的不小争论。

       “原教旨主义。他们所坚持的固定框架下的拍摄套路，是我留美之前的记忆。”那些多是上世纪80年代黑白电视里的宣传片：说教口令式的旁白+若干现场切割的画面。

       “在美国念书有门必修课程，是1960年代至今的纪录片研习，让你亲历50年来各个时代发展的细枝末节。大师震撼你的手法却又那样生动有趣。”在美国南伊利诺伊州大学攻读电影编导之前，舒浩仑有近三年风险投资的工作经历。如果说从理工科转向电影这片毫无经济保障的领域，就目前成绩来看，舒浩仑投资未来的眼光还算精准。2008年底，舒浩仑首部剧情作品、讲述1980年代青春残酷的《少年血》荣获当届“迪拜国际电影节”最佳短片一等奖。一部《少年血》与王笠人的《刺青》归属同类型题材，似乎个人成长经历已成为每个导演必经的影像经验。

       现在上海大学影视系任教的舒浩仑，对将要拍摄的内容并没有像老师教学式的惯性思维。“别人可能先想后做。但我恰恰相反。”若非要找出他作品背后隐匿的某种构成，无论是《乡愁》、《少年血》还是刚拍完的剧情长片，都无不流露出他对上世纪80年代的眷恋。“那时候的电影经验远远大于电视，我常跑去‘胜利’、‘平安’等艺术电影院看片。1989年之后，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很多单位需要创收，上海音像资料馆就开始把原先开放给文艺界看的内部片，拿到高校放映。几毛钱一张的门票，国产片、译制文艺片、好莱坞大片包罗万象。”

       正如他所说，成长历程最终决定价值观。但在舒浩仑身上，多少还是能找寻出城市对其影响的部分：天生精明的头脑、海外留学的经历、务实谨慎的处世态度，还有只在上海才能烙下的弄堂剪影。

广州：象牙塔里的独立群像

       曾经有人嘲讽中国独立电影，自编自导自演自看。甘小二为此加设一句：自放。“不过随着民间独立影像放映的普及，自放会越来越少。”去年，甘小二带着他的第二部作品《举自尘土》来到河南几个乡镇作小规模放映。在他看来，小武不看《小武》的时代应该过去，这些农村及边缘人群，才是最应观看的群体。

       在做完上百至上千人的放映会后，原以为会被喜爱的《举自尘土》却遭“反戈”，村民诚恳地提出意见，甘小二郁闷之余，还是颇感欣慰。而在香港展映期间，《举自尘土》的反响出奇地好，在他们看来，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中国电影。对钟情于甘小二首部作品《山清水秀》的老外们而言，《举自尘土》里的农民有如此文化底蕴出乎意料。一种阶级与强国的优越感受到阻压。

       回到电影风格，有人说，“长镜头，一动不动”是甘小二的标签。“我不是只喜欢长镜头，更多时候是适合。最初拍《山清水秀》分了很多镜头，后来发现不对味。那个空间里的生活就是山清水秀，长镜头能呈现一种缓慢的节奏。对于非职业演员包括我们业余剧组，更加容易上手的还是长镜头。”

       1998年，甘小二拿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学位后，调任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当时广州的电影气氛惨淡，广告业却日益疯长。在《英雄》创造国产大片神话之后，中国电影产业似在觉醒，各大高校的影视专业也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人人都能当导演”成为每个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最贴心的广告语。时尚白领们也开始在此领域小试牛刀。甘小二回忆：“‘时尚’一词开始风靡，我有个朋友就嚷着要去有‘星巴克’的城市生活，可见DV热销的时代背景。”

       现在，DV作为一种运动几近结束。但对于广州近年来高校生作品的产量和成绩看，甘小二的期望挺高。“单我所在的学校每年就产上百部作品，全国的数量可想而知。教育方针如果能向多元化调整，电影圈各类人才会不断涌现。”

       套用甘小二的话说，中国电影还需不断激烈的竞争。虽然不知中国电影的春天何时莅临，不过民众若能将部分目光从大屏幕转向民间独立放映，接受更多新鲜的人文故事，此举应不算奢侈吧。

『周末画报』  撰文 冰雁  摄影 钱东升  作品图 王笠人 舒浩仑 甘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