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中到40年代初，不少西方作家在中国不同城市交叉遇上，一方面紧贴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和宋氏姐妹，另方面又混在中国知识分子圈里。这批“特权阶级”在“实地考察”下，仿佛用各自的笔杆组成了抗日兵团，各人后来出版有关中国的著作，都为中国填写了另一页战争纪事前后传。即使他们的局部中国，是沾染执著的浪漫或激情或偏见。

       “中国的抗日战争导致了一场作家运动。许多著名的中国作家离开中国赴欧洲，为谋取欧洲人对中国的支持而作战。西方作家则进行了方向相反的旅程，他们被战争吸引访问了中国。”大英图书馆中国藏品策展人吴芳思（Frances Wood）在2月中英文版同时发行的《中国的魅力》（The Lure of China）中如是说。

抗日西方作家兵团

       无论长驻或短暂停留，这批拥向中国的西方作家（包括记者）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海明威和当时与他一起度“蜜月之旅”的战地记者太太玛莎·吉伦（Martha Gellhorn）；另一对是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和他当时的作家情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还有几位英美记者：为了写《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来采访毛泽东的埃德加·斯诺（EdgarSnow），《时代》杂志记者兼007作家伊恩·弗莱明的哥哥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与邵洵美假结婚的艾米莉·哈恩（Emily Hahn，又名项美丽），穿着中山装和毛泽东朱德一起参加八路军同时又和鲁迅、萧红等成为好朋友甚至徐志摩情人的阿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最后就是以相机作反抗的大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

       1938年初，奥登和伊舍伍德搭上开往中国的列车。两人本来受出版社委约撰写“一部有关东方的游记”，六个月的中国游记变成了1938年出版的《通向战争之路》及诗集《In Time of War》（后来的修订版改名为《中国的十四行诗》）。吴芳思说，“《通向战争之路》是一部对战争和政治以及生存努力，比较均衡的记述。”在汉口，奥登和伊舍伍德拜访过武汉大学的学术界，遇见了伍尔芙（Virginia Woolf）外甥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和他的情妇凌女士，拜访过杜月笙“防卫森严的要塞”，碰上大摄影家卡帕，还有在史沫特莱寓所见到周恩来。

中国之旅的见闻

       在后来的火车旅程因轰炸或军队转换而滞留的途上，“他俩几乎接近一场战斗的前线，意识到理解战争的困难性。”奥登还探头进战壕，拍了两张照片。他们坐在河岸上“看着十九师的士兵们从舢板上爬到岸边，还带着马匹机关枪和灶具。他们有着真正战士的坚强神色，像流浪者那样顽强而务实。经验教会他们究竟该携带什么设备——一个热水瓶、一顶草帽、筷子、一把伞、一双备用的胶鞋。每个人的腰上都挂着一条洗脸巾，像洗碟布，系在一起的是两三颗手榴弹，它们看上去像微型的意大利勤地酒的酒瓶。”

       吴芳思觉得全书最有趣部分是另一段在南昌附近的前线记述，随行的还有彼得·弗莱明。一向不修边幅的奥登如此形容来自英国贵族伊顿公校的弗莱明：“他身穿卡其布的衬衫和短裤，高尔夫人长筒袜穿得整整齐齐，结实的仿麂皮鞋，防水的手表和莱卡照相机，他仿佛直接从一家伦敦的成衣铺橱窗里走出来，为绅士夏季探险套装做广告。”

      吴芳思当然欣赏英式幽默，但我觉得更有趣但又没出现在《中国的魅力》里的，是奥登俩人后来在Shanghai Club的一席话。为了不想为难款待他俩的英国驻上海领事夫妇，奥登和伊舍伍德应邀出席与四名日本贵宾的晚宴，并且努力尝试不令主人公尴尬。谁知其中一位日本贵宾一开口便说：“哈，真有趣，你俩远道来到中国，我希望你们没遇到什么不便。”奥登已经忘记之前的计划回答：“除了你们的飞机。”日本贵宾大笑：“对，你们一定会觉得这里的交通和生活状况很原始很没效率？”奥登俩人肯定地答：“刚好相反。我们处处遇到有礼和善意的对待，每个人都令人感到愉快。”日本军官开口：“噢，对，中国人肯定是非常友善。真可惜……”对话怎样继续下去？读者请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这段上海日记里，奥登俩人记录了英国领事的盛大派对、参观工厂环境和伤军医院。

       作家如此总结上海之旅：“在这被攻陷但还未被占领的城市，过去的生命仍然在滴答着，但似乎注定要停止，就像一只掉进沙漠的手表。在这城市，社会两边的生活鸿沟宽阔得任何一条桥也连接不上，没法妥协。而我俩，虽然竭力地走访贫民区，记录笔记，虽然我俩真的感到震惊又愤怒，但无可避免地，我们是属于另一边的世界。我们还是回到领事别墅用膳。在我们的世界里，仍然有花园派对鸡尾酒、欧洲商人要求把难民赶出去因为他们开始发臭……而这里，两位善意的旅人、自由派人文知识分子，只能苦恼大喊：“噢，事情如此可怕而复杂，该从何说起。”

海明威对马儿道歉

       与英国诗人作家路线不同，刚报道完西班牙内战的吉伦，1941年带着她后来称之为“不情愿伴侣”的海明威来到中国，就是要目睹战争，她最终向《柯勒支报》争取到去中缅公路及中国前线的工作。海明威虽然懂得用中文唱《耶稣爱我》（因为他的堂兄父亲是陕西传教士医生），但他对这次被美国财政部委派的“侦探旅程”并不特别热衷。然而，他俩拿着的介绍信却来自美国总统夫人，因此大作家无论去到哪里，都看见早已准备好的欢迎横幅。在第一站的香港，他俩早已因孙中山的前保镖而认识孙夫人的宋氏两姐妹。来到中国，他们拜见过蒋介石和蒋夫人，亦用望远镜遥看“假冒”的日本军营。

       更有趣的是，他俩在重庆被周恩来接见的方式：“海明威伉俪被戴上眼罩，直接领进比詹姆士·邦德要早得多的场景，进入一间用石灰粉刷得雪白的小小地下室。周围有着很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 吴芳思引述彼得·莫瑞拉（Peter Moreira）2007年的《海明威在中国前线》一书说。“他俩共同‘去中国前线’的旅行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他们在危险的状况中飞行，蹲在狭窄的小船上，骑着矮马在雨中穿行。海明威的马实在太小，有一次，那马被他压垮了，所以他只得扶起它，背在身上。吉伦似乎永远处于暴怒状态，‘朝我吼叫，要我把马放下，她担心背马也许会触犯中国的戒律。’他俩爆发一场争吵，海明威坚持认为他的首要职责是对马负责，吉伦却担心这种举动可能被视为侮辱中国人。最后，她坚持要他把马扔下。海明威对马道了歉，把马放在地上，在马身边行走。”

       吴芳思结集的各大作家的中国魅力，既有007式间谍情节（史沫特莱后来就是因为被指控间谍罪而逃离美国直至去世） ，又有战场黄沙万里史诗（像弗莱明的戈壁和丝路探险）和地上地下的恋情，更不忘幽战争一默，这该会是一部非常好看的西方名人奢侈版“我的抗日兵团”片。

『新视线』 撰文 Lo　供图 《中国的魅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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