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魅力》一书的英文副题是“从马可·波罗到巴拉德”，书里其实由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和传教士说起直至巴拉德的2008：十七八世纪的商人和《鲁宾孙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有关中国的《鲁滨孙更多的冒险故事》，然后是19和20世纪初的探险家外交家记录的“中国小说”，当然还有大作家毛姆（Somerset Maugham）三次被改编成电影的中国“面纱”《The Painted Veil》。

       因此，吴芳思可以在序中如是说：“仿佛中国把他们都变成了作家。”而在这一批接一批的中国“诠释者”中，我以为，被中国“造就”得最刻骨铭心又超现实的，要算是《太阳帝国》作家巴拉德（J.G. Ballard）。

巴拉德的上海奇迹

       “在先前三十年我确立的形象，都可以往前追溯到战时的上海。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抵制，但是现在我承认，这几乎肯定是正确的。我一直试图压抑的上海记忆，一直敲打我脚底下的地板，并且悄悄地溜进我的小说。”《中国的魅力》最后一章，引述了这位英国当代最重要作家的话。2006年发现患上末期癌症后，77岁的巴拉德去年终于跨出他脚底下的影子，出版了自传《生命的奇迹：上海到谢伯顿》。从1930年出生于上海到二战结束返回英国，虽然只是十几年，但童年中国注定了作家一生的末日景象。

       巴拉德自传式小说《太阳帝国》里“一个人的中国”，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英国剧作家Tom Stoppard改编后，将他的上海视觉化为大众经典。1987年的电影版中，大导努力重构作家脑袋中的超现实场景，战争自然变得过分美丽。当时还是小朋友的“蝙蝠侠”Christian Bale饰演有点疯狂的十一二岁男主角吉姆，而巴拉德亦与自己的童年化身同场演出，戴着面具在化装舞会出现一个镜头。

       吴芳思引述《生命的奇迹》的话说，巴拉德虽然骑着自行车到处逛到处看，但“我几乎是绝对地隔绝于中国人的生活。我在上海住了十五年，从未学会一个中国字，从未尝过一顿中国餐。” 被隔绝的外边，是上海街道 “残酷而可怕的世界：乞丐出示他们的伤口，小偷扒窃钱包，濒死的人敲打着马口铁罐头，中国的女士们，穿着一直盖到脚踝的貂皮大衣，他们抛来的眼神令我恐惧，小贩们用大锅炸着美味食品，但是我永远不能买，因为我身边永远不带钱。”

       我们不知作家在二战后什么时候回到过“老家”，但他在去年的自传中写道：“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现在是这样，过去也是这样。90%的中国人，100%的美国化了。光怪陆离的广告展示——在影片《巴黎圣母院》在上海首映时，影院外面有50名驼背组成的荣誉卫队，这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这就是这个城市每天现实的一部分，虽然我有时纳闷，每天的现实是否恰恰是这个城市缺少的那个元素。”

       巴拉德老年所说的“美国化上海”，更大可能是暗藏他心底里的上海。电影除了上海电影厂部分，其余都是在英国和西班牙拍摄。那个上海，其实只是一个在英国地景上升起的太阳和原子弹掷出来的幻象。

吴芳思的中国革命

       当吴芳思正在上海和香港宣传《中国的魅力》时，我问这位出版过八本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你算不算也是中国造就出来的作家？”她回答：“不。只能说是，我先是以一位语言学生的身份，在1975、1976年被吸引到中国。”

       1975、1976年北京的文化交流，真的可以革了吴芳思一生的命。她写过无数外国作家和专家眼中的中国，但亲临现场的中国经验，就只有这一本《北京手榴弹实习：我的文化大革命》（Hand-grenade Practice in Peking: My Par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5年，我和其他九位英国学生去到北京，作为英国文化协会的交换生学习中文。另外十位交换到英国的中国学生，比我们更清楚交换的目的：为推进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学好英语。”她在《我的文化大革命》中说，虽然1975年“文革”已接近尾声，但这十位英国学生发现，北京大学仍然由工人、农民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所管治，而党干部认为，他们不应该知道太多并且要与群众保持距离。“我们和班上的其他中国同学，大部分时间在工厂或农田，学习制作铁路机件或耕种稻米。更伟大的是，我们在三更半夜，挖掘为防原子弹袭击的地下防空洞。其他时间，我们留在课室，学习两小时的马列和毛主席思想，以及学习如何掷手榴弹的体育课。在树上喇叭广播的政治修辞学与马列毛教育之间，就只有某某革命烈士又跟随马克思去了。伟人毛主席就在我刚回到英国时走了。”

       30多年后的今日，吴芳思对那个已逝去的年代，仍然不自禁地带点浪漫。她说：“我的中国诱惑，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那种声音、气味，以至空气的感觉：在当时还是蓝天下的寒冷刺骨的冬天，还有湿热的夏天，骑着自行车穿越大雷雨的8月，既暖和又清新。”她说，虽然革命，但传统仍然继续。她看见老百姓，在她喜爱的胡同和老店中，如何尝试抽离洪流，继续存活。

       她说，当下的中国热，是fashion。但几百年来到现在，西方仍然抱着“他者”的眼睛去叙述中国。当然，年代总是踏着向前走，如果黄柳霜（Anna May Wong）——上世纪初默片时代第一位好莱坞华人女星，活在今日，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不单是一位只扮演“黄种人”的演员。或许，她会是另一个章子怡，一位国际超级明星。

       比新中国年长一岁的吴芳思说，年轻的革命，早已被全球化消费主义所取代了，但她仍然为中国的博大过去和中文的深邃而着迷。

『新视线』 撰文 Lo　供图 《中国的魅力》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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