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唱歌难听，但他一直坚持自己出高成本的唱片；他告诉别人别高兴得太早了，其实他一直在颠覆自己；他说一动不如一静，但他一直在想怎么才能更乱些……他是一个跟复杂有关系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不单纯。他在与我们聊天的两个小时里数次“走神”，不断跑题，不停地将我们弄晕。其实这些年，他的每次公开亮相都把大家伙儿给弄晕了。

       这个曾经的中国摇滚乐倡导者，2005年的时候却反其道行之，出了一张温情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还找来当红创作型女歌手陈珊妮与其对唱一曲；2008年的时候又突然放出一张沉甸甸的《你知道东方在哪一边》，并用500元的单价刷新中国唱片纪录；今年初，将自己十年前一张《走失的主人》母带修复，精美木盒上市。他的大事儿远远没完，名为《大事》的新专辑又将在年底出炉。谁知道这回他又要搞什么？

《新视线》×左小祖咒

Q：为何想要重新呈现1999年的《走失的主人》，这不是很危险吗？
A：我没有动这张唱片太多的东西。1999年的这个唱片和现在相比是没法听的，它是一个很业余的专辑。但大概在四五年前的时候，我的一些乐迷朋友，很喜欢这张唱片的歌曲，要求再版，我才决定录，我重新做一张像样的给他们。没什么危险的，我的唱片本来就卖得不好，《走失的主人》又是商业性非常低的一张唱片，因为它相当的难听。到现在出版已经半年了，我们在互联网调查，它依然是个冷门的唱片。我早期的作品确实是非常诗歌和个人化的。但它很真实，真实的东西都是让人讨厌的。

Q：你不是为了做音乐而做音乐，而是在表达自己。
A：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感谢你这么说，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呢。实际上我是拿一些别的材料来做（音乐）。你看我弹吉他，但我吉他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也唱歌，但我基本上是像放屁一样来唱歌。它也不是放屁，很多你听到的是跑调的，但我只是换了一种材料和方式来做的，像做面包一样，大家拿面粉做，但我拿大米做都有可能吧，或者大米再加荞麦面再放点豆渣在里面都有可能。

Q：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你拿来当作材料，比如一些社会问题？
我们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我更多的还是观察，听音乐也好。今天不可能有更加令我们激动和兴奋的音乐出现了，我一直试图在做这样的音乐，像一个榴莲或者臭豆腐一样的东西，它比较古怪，但是你会喜欢它。但真不能吃它，这玩意儿蛋白质太高。今天的世界啊，社会啊有很多可玩的，但我们不应该去浪费太多的资源。我很少排练演出，宁可睡大觉，和朋友在一起喝酒吹牛。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不可以让我这样。你是对它特别的喜爱，但时间长了会讨厌它，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维持对它的热情和新鲜度。

Q：你觉得艺术家介入社会问题的界限在哪儿？
A：社会上的人不能因为一点成功而麻木不仁，或者好了伤疤忘了痛。比如艾未未他们关注的事情，我也在关注。在我即将出版的《大事》专辑里有相关的歌。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写社会事件，但我习惯用非常幽默诙谐的方式和片段来表现，很多人听到这个歌可能会想把它拍成电影。我觉得要避免社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很多艺术家还是有这个必要来做这样的事情。有些艺术家可能是风花雪月的，假模假势的。他们可能非常热爱艺术，但除了热爱艺术还是热爱艺术，实际上他的艺术搞得也不咋的。然后还讨厌别人讨论这些事情，认为这些人在沽名钓誉，那你去玩儿去呀。我不急于把每个事情写成歌录出来，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发言。在起哄和头脑发热过后，当事情快要被忘掉的时候，我想我再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我想社会应该需要这样一个人。

Q：从《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开始，喜欢你的人多了起来。
A：《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倒是我认真做的一张唱片，但也是我夹着尾巴做人的一张唱片。我之前出了三张唱片，在想怎么样才能让别人听我的音乐，歌我也写了很长时间。这个歌名来源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们不要失望啊。很多人以为我的歌富含哲学，这是一场误会，确实是一场误会。

Q：你曾经说过“先锋艺术家影响主流，主流才影响社会”。这话是你说的吧，你觉得你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A：这句话现在说的人太多了。我的歌词有点意思了吧，他们都开始模仿我，以前他们的歌可不是这么写的；我的专辑卖150，他们也学着卖高价，没有我，他们是卖不上去的，我觉得我还是有贡献的。这点儿来讲我不好嘛，我把市场搞得这么贵，但相对音乐家来讲好一点儿。我做得怎么样不重要，我只想着下面要怎么做。能搞得让你们高兴一点儿，搞得更乱一点儿。做点儿比较难搞的事情。

Q：你希望自己的歌能真正流行吗？
A：我的歌在我活着的时候流行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虽然我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很危险，我会影响到他们。就像我说的，我会影响到艺术家，艺术家会影响到主流一样。

『访谈』 策划 小威  摄影 李奇  采访/撰文 杜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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