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社会就像一列高速的火车一样，但我们不知道驶向何方”，在处于东西方文化交叉点的土耳其，每一个人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自我认同危机。本以为“全才”只是个传说，直到见到李凡纳利。今年64岁的李凡纳利（O.Z. Livaneli）是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而他涉及艺术之广以及取得成就之大，恐怕在当今世界也实属罕见。在李凡纳利的世界里，宗教并不是唯一渠道，独立、自由才是最终救赎。

       学习音乐出身的他是全球知名的作曲家，一生创作了超过300首乐曲、一部狂想曲和一部芭蕾舞剧，伦敦交响乐团、莫斯科管弦乐团都演奏过他的作品。由他谱曲的电影《自由之路》曾获得过1982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而他自己同时也是名出色的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中屡有斩获。在荣登2010年土耳其票房冠军的新片《Veda》中，他还大胆地把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搬上了银幕。

       虽然李凡纳利并不喜欢政治家的头衔，但从1970年代起，他就投身政治运动之中，曾经被投入军事监狱，也曾在海外流亡8年。自2002到2007年，他当选土耳其国会议员。而从1995年开始，他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就在去年，在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他几乎可以笃定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新任总干事。但是土耳其外交部却出于对阿拉伯盟友埃及的尊重，而没有为他提名。

       他向记者表示，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其实讨厌政治。但就像马尔克斯曾经描述过，当人们敲你的门，要你为人权、人道主义、慈善事业做点事情的时候，你无从拒绝。而说起土耳其文学，要不是因为出了个帕慕克得了诺贝尔奖，恐怕也不会成为中国都市文艺青年热衷的话题。但是，李凡纳利2006年的小说《幸福》（Mutuluk）还是漂洋过海来了中国。通过交插转换的第三人称手法，李凡纳利讲述了3名主人公从土耳其3个不同的地区开始的命运交汇的旅程。生活于偏远乡村的少女玛丽，遭到身为宗教族长的大伯强暴。蒙昧不明的家人视她为耻辱，要把她送往伊斯坦布尔秘密处决。远在山区的堂哥是与库尔德人奋战的突击队员，饱经战争残酷的战士复员回家后，被授予了执行这项“荣誉谋杀”的使命。而在伊斯坦布尔的花花世界里，哈佛留学归来、娇妻相伴的教授则迷失于上流社会毫无意义的物质生活之中，于是离家出走，在航海远行中寻找自我。

       书中，教授曾经被女学生问及1968年的左翼运动，教授回答：“我更有兴趣的是69年而不是68年。”在和《周末画报》记者的交谈中，李凡纳利也同样道出了现代土耳其的迷失、压抑与彷徨。

《周末画报》× 李凡纳利
MW=周末画报 OL=李凡纳利（O.Z.Livaneli）

MW：在书中，您对土耳其的农村生活有很细致的描写。您的素材都来源于哪里？
OL：30年前，80%的土耳其人口生活于农村，现在情况完全反了过来。城市化是目前非常重大的一个进程。现代化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断层和混乱。所以，我想写一部关于这个混乱的世界的小说，关乎来自不同文化阶层的人们。

MW：您的小说涉及了亚美尼亚大屠杀，帕慕克的小说也涉及了。有些评论家甚至说，帕慕克并不是因为文学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因为他敢于触及亚美尼亚大屠杀。您的看法是什么？
OL：有些人确实这么说，帕慕克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这么说。但是，亚美尼亚的话题在土耳其非常重要，我们不把它称为屠杀，它和犹太大屠杀是不能相提并论的。那发生在一个战争时期，土耳其被很多列强攻击，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也有冲突。当时的政府希望把亚美尼亚人从战争地区迁走，其间很多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在我小说中涉及的凡湖地区，曾经有亚美尼亚人居住。直到1915年，有100万亚美尼亚人作为土耳其国民居住在土耳其。但是，后来很少人幸存下来。这是个很大的悲剧，我必须提及，否则不公平。

MW：对您小说影响最深的人是谁？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OL：可以这么说。我是个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我希望深入主人公深层的心理感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方面的大师。

MW：小说中的教授有很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是很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一种自我认同危机。这也是您的问题吗？
OL：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我的国家本身就有这样的自我认同危机。因为我们有一些先决条件，我出生于土耳其，一个伊斯兰社会。这都不是我能选择的，所以我是谁呢？仅仅是先决条件的产物吗？我为自己选择了什么吗？我可以为自己选择什么吗？这是很存在主义的问题。现在的土耳其正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不知道。社会就像一列高速的火车一样，但我们不知道驶向何方。俄罗斯也曾经有这样的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这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完成于革命前的俄国。他们发觉社会正在发生着什么，人们很烦躁。比如说在契诃夫的剧本中，人物总是很骄傲的样子、很镇定的样子、还弹钢琴什么的，从外表看起来，每个人都好像很平静。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你逐步了解到，每个人都很沮丧，这是很深的心理休克，但是从外表看起来，他们很高兴的样子。从那个角度看，俄罗斯和土耳其很像。

MW：在《罪与罚》中，男主人公最后能通过宗教获得救赎。而在您的小说中，男主人公最后无药可救。为什么呢？
OL：俄罗斯作家认为，耶稣基督是救赎的唯一渠道。他们想用宗教拯救俄罗斯社会。我没有这样的信仰。所以我的小说在这方面也不是很乐观。我不认为他们是正确的，耶稣基督救不了俄罗斯。

MW：在小说的最后，是什么救赎了少女？
OL：独立、自由。在她人生中第一次，没人替她做出决定。没有父亲、没有兄长、没有家庭、没有社会。自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世界上谁又是自由的呢？我不知道。我们有种种界限，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生活于种种偏见、家庭环境、社会、政治环境之中。

MW：提到战士，他代表了什么？
OL：战士代表了土耳其旧的一代，参加了战争，但是战争改变了他们。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太多的罪恶，这在美国被称之为“越战综合征”。在那么多的杀戮之后，他已经不再是同一个人了。当他在山区为国奋战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都把他当作英雄。但当他回到市井生活，发现没人在乎。这是很深的创伤。

『周末画报』撰文 贾士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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