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Tony Judt）生活在欧洲集体失忆的年代，却坚持要直面真实、反思历史；他用60年给历史下定义，写成煌煌巨著《战后欧洲史》，奠定了其历史学家的独特地位；他还是评论美国外交政策、以色列民族国家和欧洲未来的政论作家，一位里程碑式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赋予历史的涵义—集体地知晓真实，而不是集体地讲述谄媚谎言。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有能力讲述让人不安的故事，并且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带着这种不安生活，健康地、恰如其分地生活。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我们集体地知晓关于我们自身的真实，而不是集体地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的谄媚谎言。”这是在一次采访中，《战后欧洲史》的作者托尼·朱特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作出的定义，这个阐述也很好地解释了朱特一生的工作。

       8月6日，曾经被《纽约时报杂志》称作“纽约最具活力的大脑”终于停止了思考—托尼·朱特在他位于曼哈顿的寓所中去世，享年62岁。

追寻历史的真相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朱特的生平，或者可以这样说：伦敦出生、英法求学、美国定居。他的大部分思考和著作都与欧洲和犹太人有关。

       1948年，二战结束仅仅3年，朱特出生于英国。于是，战后欧洲重建的宏大工程化成一点一滴的生活琐事，融入了朱特的生活中。2005年，当他的煌煌巨著《战后欧洲史》问世后，朱特总结说：“我同本书中描述的大多数事件处于同一时代，这些记忆有时可以导致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问题。”记忆有时可以帮助客观冷静地解决历史问题，但记忆本身并不能成为历史，尤其是朱特生活在欧洲集体失忆的年代。当时的欧洲人坚信，战后的快速复苏必须建立在集体失忆基础上。在西德，从总理阿登纳到一般民众，大多相信，为了开创新的未来，应该淡忘过去。但是朱特断言，很多被抛诸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不愉快的方式再度被人提起，“德国惟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诚如朱特所言，战后欧洲史是一个笼罩在沉默和不在场的故事。

       他的《战后欧洲史》，拥有着“百科全书式的视角”和波澜壮阔的叙事，被誉为战后欧洲历史的最佳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朱特对历史能起到的作用却颇为悲观，他认为，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的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但当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眼光展望欧洲的未来时，他说：“意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的那些人，在21世纪来临之际，首先必须背起一个新的、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

       此时，朱特赋予历史的涵义仅在于——我们集体地知晓关于我们自身的真实，而不是集体地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的谄媚谎言。作为历史学家，朱特的观点或许有些过于悲观，但是，毋庸置疑，如果历史失去真实，再谈其他更多的意义都是缘木求鱼。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谨慎之处。

知识分子的责任

       除去历史学家的身份，朱特还是一位犀利的政治评论家，其独特风骨使得他成为当代里程碑式的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出身于犹太中产阶级家庭，是犹太拉比的后代。但是在朱特的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他都与以色列国家政策唱反调。他在政论中评价以色列是一个“好战、狭隘、宗教狂热的民族国家”。

       事实上，少年的朱特一度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拥护者。他曾经在巴黎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发言并担任翻译，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朱特还参加了以色列国防军，驻扎戈兰高地。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和独立思考政治和战争的正确性，从戈兰高地回来后，朱特逐渐与犹太复国主义分道扬镳，并最后走向了一条相反的道路。

       2003年，朱特的好友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朱特就成为继萨义德之后，学术界反对以色列国家政策的鲜明旗帜。他公开宣扬以色列对犹太人有害，鼓吹建立一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享平等公民权的单一国家，一了百了地解决所有问题。这样掷地有声的极端言论，再加上犹太人的身份，为朱特身上蒙上了一层异彩。

        于是，在校园外，朱特被看作是宣传左翼言论的疯子，在大学里，又被看作是个崇尚白人男性主义精英的老顽固。但朱特乐于这样脚踏两只船。对于外界对他的不解和抨击，他有些失落，但很坦然地说：“我清楚地说出了我内心的声音。”

       朱特把作为历史学家的态度用在了其他知识领域。作为历史学家，他力求还原历史的真相，作为知识分子，他丢却违心话，打破沉默，勇敢地站在了少数人的一边。他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推出两本书：《过去的不完美：1944年到1956年间的法国知识分子》、《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二十世纪的法国》。在书中，朱特对萨特等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震惊了欧美学术界，他的批判词是“一代怀有不平的良心和怯懦的道德观的知识分子”。

历史与个人

       朱特走了，欧美学术界感受到了浓浓的失意，但对于朱特而言，死亡也是一种解脱。早在2008年9月，他就被确诊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几个月内，朱特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瘫痪在轮椅上，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死神随时可能光临。

       在无力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安乐死，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感激在被囚困的身体上，还有依然清晰的大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变得更加敏锐。他把这些思绪口述给助手，源源不断地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西尔维斯慨叹，这些文字是何等的“勇毅之举”。

       朱特走时内心一定是平静的，这位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实现了他人生的意义。他曾悲观地认为，历史就是糟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堆起来的，当然，历史还向人们展示知识、法律、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历史本身不会告诉你背后的意义。他问：“如果你都没办法发现历史背后的意义，那你个人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周末画报』 撰文 常小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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