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祭』墨西哥湾
海洋生物侥幸能活下去，也逃不过被毒害的活罪
一个神瓶悬在空中，一个声音说道：“喝吧！”高康大是从他妈妈的左耳朵里生出来的，落地之时，他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呱呱
大哭，而是大声叫喊：“喝呀！喝呀！喝呀！”他长成了一个身材庞大的巨人，他的国王父亲赶走了僵化的经院派教师。首先，让高康大服一种药以驱除旧教育在他身上形成的一切毛病和恶习，又使他接触当地的人文主义学者，以唤起他学习的热情，启发心智，然后让他专心读书，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文词和正经知识的学习上。文艺复兴作家拉伯雷在15世纪的著作《巨人传》中描绘出了现代教育的雏形。
通识教育的传统
这种接受全方位的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教育方式就是当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模型。在美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有着通识教育传统，即硬性要求本科学生在自己专业外的其它不同领域内修够一定数量的课程。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中的通识实际上是相对于日益盛行的专业教育而言的。哈佛大学哲学系主任肖恩·凯利(Sean Kelly)教授对《周末画报》记者说，美国大学对通识教育的共识就是，大学不应仅仅为学生提供职业技术准备，而是要帮助他们成长为人。在美国大学里，看到工程系学生到英文系的课中大谈莎士比亚，甚或哲学系的学生跑到神经科学的课堂中问稀奇古怪的问题，都是再稀松平常的事情。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本科生都接受过这样的通识教育。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加州理工的物理极客谢耳朵和他的朋友们会热衷于解释英文中的“干杯”一词的罗马出处，而据说Facebook的创始人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则是背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威斯康星大学的网站就分享了学生的通识教育心得，一位做医生的校友很得意他学过的修辞学课可以帮他说服病人接受治疗，而上过的文学写作课则能让他写出漂亮的医学论文。而另一位校友则讲述了自己知道的一位工程师在升入管理层后抱怨自己当初没有多学英文的窘境。
中国的大学引入通识教育已有十几年的工夫，对此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息。丁学良最新的大胆理念其实来源于哈佛大学于2007年完成的通识教育改革。丁学良把哈佛大学之前实行的Core Program称之为通识教育，而把新使用的教程General Education称为全面教育，而得出用“全面教育”替代“通识教育”的结论其实未尽全面。肖恩·凯利教授认为，通识教育的改革本质是一个如何引导人生的哲学问题。
在19世纪的美国，答案很明了地就是：通识教育的任务是为学生成为一名良好的基督公民做准备。“那是在当时的文化中何为美好人生的概念，并且为教育提供了指向。你清楚你需要去读希腊和罗马的经典，从而感觉到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方式。你也知道你需要读《圣经》和其它经典来了解生存的道德规范。”凯利教授说道。
通识教育的改革
但是到了20世纪中，美国文化就已经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再信仰基督教了。”凯利教授解释道。
于是乎，哈佛大学迈出了现代通识教育改革的第一步。1946年，时任的哈佛大学校长签署了由古典学家约翰·芬利撰写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此书后来被称作红皮书。“在二战之后的美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如何才能尽到责任，避免美国和世界再次受到像希特勒那样的统治者的威胁。这一版本的通识教育中的组织原则就是，你需要通过学习各种经典的自由主义学说，来了解一个公民的责任是什么，以避免希特勒的情形在世界上再次出现。”凯利教授解释道。
“我并不认为那是个非常好的原则，到了1970年代，它和美国文化就已经彻底失去联系了，”凯利教授说，“但是它确实是经过了一番非常严肃的思考后写出的。我认为它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通识教育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其历史意义和文化背景，帮助学生了解到如何才能过上最好的生活。”
到了革命性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芬利的教育目标必然地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们在大学里教很多事情，物理、化学、数学、文学、哲学等等，但是在这些科目中，我们自己也无法达成共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凯利教授说，“所以，我们不再为学生决定他们需要掌握哪些具体的经典，我们只告诉他们这些学科中的人是如何学习以理解这些经典的。”这也就是丁学良特指的通识教育Core Program。而它的最大缺点就是，学生可以在没有读过任何重要的经典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
来自学生的反馈却并不是很好。凯利教授说，他的学生发现他们从中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想要的是扎扎实实地读一些书。于是便有了2007年最新一次的改变，凯利教授向学生们如此阐述道：“我的原则就是，我知道你们想要读这些书，我会帮你们理解你们能从中获取到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能与你做人的目标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说，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其实是向经典教育的一次回归。
其实，通识教育并不见得就没有实用价值。新加坡国立大学自2001年开始就全面地引入了通识教育，并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新加坡国立的副校长兼教务长陈永财教授就向《周末画报》介绍：“教育机构自己也知晓教育的质量下降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要提升质量则是一件难事。顶级教育机构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以让他们更好地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为以后的人生事业做准备，从而获得极高的社会声誉。”虽然，在短期内通识教育似乎不像职业或者技术教育一样会给学生带来那么高的回报，但是新加坡考虑的是长远利益，“因为人力资源是新加坡拥有的唯一资源。”陈永财回复道。
话虽如此，也有学者指出这种论述可能只适用于知识经济发达的国家。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通识教育毕业生却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反而对经济会起到负面作用。相比之下，拥有一技之长就显得更加实用。
Q=《周末画报》 A= 肖恩·凯利
Q：你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A：在美国，它有意思就在于在很多大学里面，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依然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就是你应该向学生提供一套通识教育。不过，我认为人们已经丢失了这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Q：你说过通识教育或许不一定有实用价值？那它的价值何在？
A：我认为如果你是以一般的方法测量实用价值的话，它确实可能不会为学生产生什么实用价值。至少，即便它会产生，也并不是我看来最重要的。我不想通过调查学生10年后的工资这类手段，来测量通识教育的成功与否。即便他们的工资确实很高，那也和我对成功的考量无关。对我来说，如果它成功，那么在美国，它就应该帮学生培养一种意识，就是他们在生活中能瞄准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和值得尊敬的事情。我认为这在西方绝对是成功人生的考量之一。
Q：在美国的通识教育中，学生们是有自由选择他们想学什么的？
A：是的。实际上，如果学生们没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的话，我们的通识教育系统就是不适合我们的学生的。在美国，学生们需要感觉到一种自我决定的感觉，从而使他们能够努力学习。一般来说，美国的通识教育的课程有比较灵活的选择。不过也有例外，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典书籍课程，每个本科生都被要求上这门课。耶鲁大学也有一个类似的课程相对硬性的项目，不是所有的耶鲁学生都会上，但是最好的学生都想上。
Q：美国学生并不被要求背诵很多，也并不鼓励引用名言，不是吗？
A：是的。1940年代的时候，背诵确实也曾经是美国高等以及中小学教程中的一部分。美国教育系统自那以后已经摇摆到了另一边很远了。但是，我觉得你其实可以通过这喜欢上你背诵的东西，从而使你不痛恨它。那需要时间和功夫。但我也认为，如果你背的东西看起来和你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背诵会是枯燥的。我上7年级的时候，必须要以字母顺序背诵英文单词，我今天依然能背，但它跟我(想接受)的教育完全联系不上，我可以背莎士比亚却去背了它!
Q：另一个原因也是鼓励创造力吧？
A：人们是这么说。但我认为真正的创造力是基于历史的创造。比如说，20世纪的伟大艺术就是那样的。毕加索在艺术世界是革命性的，但他18岁的时候就是当时最了不起的现实主义画家了，他完全掌握了现实主义绘画的技巧。正是因为他了解，他以后的慢慢改变—他可不是一开始就画立体派的—才有对文化的扩展和改变。毕加索或者音乐界的斯特拉文斯基都是通过他们对他们领域历史的理解然后做出了革命性的创新。
Q：你不认为你所说的通识教育很奢侈吗？尤其现在的经济形势，难道你说的通识教育只有上得起哈佛的富人家子弟才能享受吗？
A：遗憾的是，即便是他们也享受不到啦。我的答案是对，它确实很昂贵，昂贵到我和其他的几个哈佛同事曾经想开展一个名书课—一节课而已，我们跟学校的高层提出了这个建议，他们答道：“很好的想法，但是太昂贵了，很遗憾，我们做不到。”
（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黎辉杰对此文的贡献）
『周末画报』 采访/撰文 贾士麟
